目前正在热烈进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虽然号称是代表了最高权力，但从很多细节上看，其政治嘉年华的色彩远远大于实质性政治运作的性质。作为议会，或者说作为民意代表机关，其最基础的职能应该是代表人民审查政府预算，“无代表者不纳税”，是现代议会政治的基础，中国的两会代表委员，也有审查政府预算的职能，但这一工作几乎是形式性的。
尽管预算报告审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但了人大代表有的谈教育，有的谈项目建设，却没有多少人谈预算，有的甚至连预算报告也没带。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人大代表严以新曾经专门调查职业院校情况，所以特别关心中央政府今年要在职业教育上投多少钱。
他翻查了厚达300多页的预算详本，“特意挑一了两个关于职业教育的数字看看，但看不太懂：怎么教育有一个100多亿元，写在其他部门的预算里头。我左翻右翻，没看明白，还有一项投入，我有些意见：职业教育投入，去年是244亿元，今年变成122亿元，少了一半，为什么？”翻遍了预算报告的简本、详本，还有说明，他都没有找到削减这一项投入的原因。
严以新注意到，每年审议预算报告其实都审议不起来。一方面，专业问题有些代表可能确实看不明白；另一方面，确实时间太紧，头一天晚上才拿到预算的详本，第二天就要审议，立即提出意见不现实。
海南代表团驻地，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一直在座。近两个小时的审议过程中，海南团只有两名代表谈到了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列席会议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兴认为，按照他的观察，人大代表的确对审议预算报告“不感兴趣”，除了时间短、不宣读，符兴认为，很多代表对审议预算报告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监督一府两院最重要的，就是要对预算报告进行充分审议。
长期致力于财政预算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认为，“信息公开是第一环节。如果你不公开全部信息，我又如何作判断呢？然后，假定哪天政府把所有的信息全放在你面前，你有办法审议吗？”
去年，蒋洪在自己的微博中称：“会议讨论预算安排了半天，准确地说是两个半小时。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会议印发的全国和中央的预算材料。一个小组只有一份，大家轮流看。组里有三十多个委员，人均可看五分钟。好在不是每个人都看，所以我看的时间超过了份额。下午想再看看，小组工作人员告诉我，讨论会一结束材料就被拿走了。”
有网友询问的：“能用手机拍下回家慢慢研究么”？蒋洪回复说，法律规定在通过之前预算是国家秘密，而且其中大部分通过之后也还是国家秘密。
蒋洪质疑说，对于人大代表来说，预算资料可以人手一份，但讨论时间也只是半天一天。就算整个会期都在讨论和审查预算，也是过分仓促的。就这么几天工夫，十万亿的大买单就敲定了。这些钱都花得值吗？谁也不敢肯定。能够肯定的只是它会被通过。
今年的情况也是这样，蒋洪说，就算给你三四个月，还是不行。“首先，不是所有人都是财政专家。其次，是你想不想审。如果我是看着上面的眼色，他让我别看出问题来，我就看不出问题来。所以，整个问题就是一系列的系统工程，而财政公开，只是这个系统工程当中的一个环节。”
两会上，另一个引起许多争议的是刑诉法草案三审，留给政协委员们讨论的时间居然只有两个小时，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原四川高院副院长陈智伦颇到不满。
“这次刑诉法修订，这么重要的法律，很多委员都不知道草案，一些有责任感的委员不得不揭竿而起，联名写了意见提交全国人大。” 3月8日下午，在政协社科界别小组讨中，全国政协委员、原四川高院副院长陈智伦抱怨。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也有相同看法。他向媒体抱怨，尽管刑诉法是一部跟所有人的权利息息相关的法律，但在议程安排上，只有当天下午半天的讨论时间。委员们上午才拿到草案，下午三点开始讨论，五点结束，满打满算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还不算中间休息的时间。
侯欣一说，刑诉法草案296条，修改的就111条，怎么可能看得完？怎么可能做出完整的评价？而且，刑诉法二审草案全国人大根本没有公布，他和一些委员还是按照一审草案准备的，上午拿到三审草案后，手忙脚乱赶紧看，中午都没有休息。
而据本台记者的了解，中国媒体也接到了对《刑事诉讼法》的三审过会不得做质疑性报道的命令。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也证实，整个刑诉法修正草案3读文本上列“保密”两字。3月8日下午3点代表，14日上午，就需正式表决。质疑者说，“这是要赶鸭子上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