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骨简”
2008年春天，张家场出土了一些“骨简”（骨头上刻着类似汉简的文字，被坊内人士称为骨简），区内媒体以大篇幅给予报道，号称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2008年5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长篇报道《宁夏“骨简”真伪期待权威鉴定》，几十家新闻网站和多家报刊做了转载，全国各地读者都很关注。但对“骨简”的真假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至今仍众说纷纭。“骨简”是真的吗？2009年4月中旬，在接到银川大学人文学院贺福教授的署名文章《千万别忽悠》，对这些“骨简”等汉代文物提出质疑后，记者亲身探访，再次聚焦宁夏“骨简”。
张家场，目句衍县遗址？
隶属于宁夏盐池县的张家场，地处宁、陕、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完全可以用偏僻和荒凉来形容。这个只有20户人家的村庄，因一旁那座西汉后就废弃的古城平添了一种神秘之气。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盗墓贼频频“光顾”，大批文物经文物贩子之手从这里流入市场。几年前，记者就曾走进张家场，已经近2000年的汉代古城，已经看不见任何昔日的辉煌，废址上依稀可见颓废的墙基、破损的遗存，灰陶、砖瓦、兽骨残片比比皆是。古城遗址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古城外还有大量民居遗址和难以说清的古墓葬群。那时，村民就告诉记者，春天的一场大风过后，或者秋雨大的季节里，地里偶尔就会有古代的东西暴露出来。
大批具有极高价值的文物从这里出土，这里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宁夏北部最早的目句衍县的遗址吗？这里出土的文物真是汉代的吗？专家们围绕着这些说法争论不已。2006年，张家场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神秘古城的身价上增的同时，这里出土的文物更是披上了越来越多神秘的面纱。
此次，记者就这些张家场出土的“骨简”，求证一些本土专家、资深媒体记者时，发现对它们的真伪，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一些学者经过考证后认为，这个被漫漫黄沙覆盖、连城郭遗迹都很难寻觅的遗址，西汉时期却是相当繁荣的城镇，甚至一度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军事中心。宁夏考古学者许成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这块废墟，是目前地处河套地区的规模最大、同时出土文物也最为丰富的一处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他初步推断，这就是秦汉时期设在宁夏北部的目句衍县古城遗址。我区地方志专家吴忠礼经过实地考证后认为：西汉王朝曾经想把张家场进一步升格为我国西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只是由于当时的皇帝更换才作罢。
“出土文物”，热点过后是激辩张家场吸引人的当然是它的出土文物。《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庄电一在今年1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寻访宁夏“骨简”出处》里这样写道：“在略显简陋的张家场文物陈列室里，记者既看到了骨簪、骨带钩、铜带钩、玉佩、陶罐、铁鼎、秤砣等大量生活用品，也看到了铁剑、铜戈、弩机、箭镞、铃铛、护心镜等军事用品。古币则有五铢、半两、刀币等种类，此外还有许多印章。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这里居然有一套大小不等的秤砣，据说用它们称重可以精确到克。这些文物无不显示着张家场曾经的辉煌历史。”而许成早在1984年2月的《固原师专学报》上就撰文指出：张家场从1954年出土货币约100公斤以来，1960年出土货币200多公斤，1979年4月出土的一个铁釜，里面置放汉代铜钱35公斤。上述三次出土的货币为“货布”、“货泉”、“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1966年和1979年，这里还两次出土过铜齿轮，这是西汉之物。近年来，又出土过两枚汉代印章、铜器和箭镞、砖瓦……说明张家场古城是在秦汉时期建置的。
这么多的文物出土，自然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然而，当大批流入市场的“骨简”都被称之为出自张家场时，问题便和争论一并出现。
赵培祥就是一个宁夏骨简的收藏者，他向记者表态：他所收藏的“骨简”，全部来自于宁夏盐池县柳杨堡镇的张家场村。庄电一为此开始留意类似骨简的物件，他在张家场的文物陈列室里看到，一堆杂乱堆放着的细小文物中有两片看起来像骨简的残片。这两片残片，与此前在骨简收藏者赵培祥那里看到的几乎一样。他特意记下了上面残缺的题刻：“运食盐军马车解长……”、“……安军民食盐之备用矣……”“千余至西路经郡县以备运至长安。”这些疑似骨简所刻文字、内容，也与此前所见基本一致。而在张家场的农户家中，也有疑似骨简残片。他还看到，较小的一片只有三四厘米长、一厘米宽，上面只有三个字：“之用矣”。较大的一片也不过四五厘米长、二三厘米宽。留在上面的文字，共有四行。因为中间断开了，只能看见“开渠屯田”、“迁移民五千二百”、“于河西郡开渠屯田”等字样。
从十几年前发现这些“骨简”开始，到2007年，赵培祥已收藏了1000多枚。张家场的“骨简”总数估计有3000枚左右，散布在宁夏的一些收藏者、文物贩子手中，一些专家指出：这些“市场化的骨简”是假的！辩论由此产生。
“骨简”
古简
观点辑要：千万别忽悠
贺福（银川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宁夏文化市场汉代牙钱骨简等物品的真假之辩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真假之辨尚未展开。《光明日报》、《收藏界》、《亚洲钱币》《盛世文苑》等报刊杂志都竞相登载，著名记者、博物馆专业人员、想借此做大文化产业的政府工作人员、古玩行业的从业者、淘宝者、好奇者都心怀异志，各执一词。我认为在没有掌握大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先别张扬，以免忽悠了世界视听，搞不好将来道歉赔不是，贻笑大方，贻害无穷。因为对待文物不能等同于艺术品，而报刊是党的喉舌，以事实为依据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一是出处，文物遗迹的命名必须有史料为证，或者必须是田野考古发掘后依据地点、出土物品上的名称命名，这批骨制品是张家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土的？谁在张家场挖掘的？不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随便命名，研究就缺乏科学依据，打上历史上目句衍古城出土的名号，忽悠人的成分就存在。
按照持有人的说法：“当时，骨简就是盛在这些陶罐里的。陶罐的底部盛有铜钱，所以有的骨简便有了铜绿的颜色。”我们看到，这两个陶罐形状有所区别，而且，其中的一个陶罐外面还有墨写的几个字：“上郡都尉府”。这是“骨简”持有者和媒体作者笔下“骨简”的出处。从银川收藏者手中现存的“骨简”和钱币以及绿色的骨头看，这些东西足以装一个小的集装箱，远远不是一两个陶罐所能装得下的。值得怀疑的是汉代上郡是指今天榆林地区，具体地点在今榆林南部无定河沿岸，此地西汉时期属上郡，东汉时期属于上郡与西河郡的交界处，军事管理属并州刺史部。张家场所处的目句衍城属于北地郡，东汉时张家场所处的目句衍城同样属于北地郡，军事管理属凉州刺史部，是谁把郡府的治所搬家的？这就成了一个待花大力气考证的问题了。
第二是对时代的怀疑。据持有这批物品的人士声称：“这些骨简所记之事，其年代跨度自西汉至东汉几达300年，共出现10个皇帝的数十个年号，涉及的地域大都在西北，包括北地郡、朔方郡、上郡、平凉郡、天水郡、萧关、朝那、神郡、龟兹等。不少骨简的文字中都提到了吴忠市境内的古地名，如神泉障、富平县、三水、灵州……”那么这些珍贵史料是前人刻写的，还是后人刻写的？如果是西汉人刻写的，那么东汉的内容就是杜撰；是后人刻写的，那么西汉的内容就有臆想的成分（这一点可能牵强了些）。因为骨简书体风格大致一致，字体篆隶楷杂陈，西汉、东汉、前秦不同时代的地名同时出现，试想，哪一个史学家对待历史这么不严谨？字体这么不遵循时代规范？
第三是钱币。笔者见到的实物中有前凉张轨铸造的“凉造新泉”，两种实物之间时间跨度超过1000年，谁能说它们是汉代的历史遗物？骨质钱币由前凉以前时代的人雕刻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按持有者的观点，钱币是后人雕刻的玩赏钱，那么这个后人至少是东晋以后的一个钱币大玩家。
“骨简”
第四是部分“骨简”内容错讹令人费解，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其中一片“骨简”的编号是“一十”，其释文是：“元鼎二年，北地郡太守令上郡都尉府运牛五百余头，羊五千余只于朔方郡；令神郡牧丞备运牛二千余头，羊三千五百余只于富平县；令龟兹牧丞运牛五千余头、羊三千余只于灵州县次，备郡县军食粮之用。”分析内容会发现无论是北地郡（郡治在甘肃庆阳马岭镇）还是上郡（郡治在陕西榆林市南部永定河边）离当时的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黄河拐弯处乌拉特前旗附近）都有千里之遥，而朔方郡、上郡本身就是牧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运牛羊？区区五百头牛、五千只羊要穿越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奇沙漠才能到达北地郡，中间还要渡过黄河，请问该怎么运？“骨简”内容荒谬！
其二，即使是汉代有“神郡”“平凉郡”这个建制（也许《汉书地理志》有误？），也不可能各郡的郡守互相给对方下命令，甚至命令到了对方下属部门，跨郡下命令简直是开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大玩笑！而跨郡命令的是让牛羊等军需物资在上郡、北地郡、朔方郡之间转圈圈，这在这批“骨简”里常常出现。
其三，仔细思考上述“骨简”中的内容就会发现，同是处于牧区饲养牛马羊的几个郡县，为什么要把自己就有的东西运来运去呢？
其四，汉代地方行政部门没有调配军用物资的权力，只负责行政事务，而军事大事归刺史府管理。而“骨简”内容表明，这些郡守们手眼通天，不仅可以命令别郡的县令，还可以督办别的刺史府的军事事务，岂不怪哉？
其五，纪年的方法不符合时代文献里的记载。这批骨简里常出现“元鼎XX年”的纪年方法。翻开同时代的著作《史记》，这种现象都很少见。《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这里的纪年方式与“骨简”里的内容明显不同。
“元鼎XX年”这种纪年方式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只不过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常常出现，且只出现在每一个皇帝初次出现的时候，以后再出现时只是写“X年”，这种方式几乎成定例。
其六，骨质印章钮制的悬疑。与钱币、“骨简”同时出现的还有骨质印章，这些印章最大的有直径2.7厘米的偏将军印章，尺寸与汉代印章大致相符。问题是这批印章里出现的龙钮、螭钮印钮令人生疑。大家知道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这个能上天入海、行云布雨的神秘动物到秦汉时代已被皇家所垄断。在战国的帛画里神龙还担任由人驾驭驱使而助墓主升天的任务，到了秦汉时代，为了巩固封建制度，龙已被赋予“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等宗法观念，代表帝德和天威的龙便不准民间乱用。只是到了宋代，龙纹的运用才广泛起来，但也有宫廷用龙纹与民间用龙纹的区别。遍观汉代印章，用龙钮和螭钮的寥寥无几，只发现汉代独立王国南越王用龙钮金印，著名的汉代玉质的“皇后之玺”是螭钮印章。而这批骨制品中的印章里，偏将军、伏波将军、龟兹丞（汉代上郡里的一个县，在现今榆林的北边）却可以用龙钮印章，一个平昌丞（在汉代平原郡内的一个县，今山东德州境内）却可以用螭钮印章，骨制品持有者手中龙钮、螭钮印章不在少数，这都让人无法理解！在封建社会，僭越是要被诛灭九族的，这些个汉代“厅、处级干部”真是胆大包天啊！其七，对骨制品“望、闻、问、切”后的认识。观察这批“骨简”，外表与内部翠绿莹润。它们是怎么变绿的？一个陶罐里的几枚铜钱就能使现在还屡屡出现的骨头变绿吗？个别的牙质钱有被人玩熟了的光滑感，出土痕迹不明显，用鉴别出土器常用的“哈口气，闻之”的方法，骨制品没有土香味（不信，到灵武窑找块千年瓷片一闻便知），是否是出土品就令人怀疑。个别的“骨简”暴露出骨质本身的密度结构——斑斑驳驳的空洞，很有沧桑感，几年前这样的骨头就在吴忠成批出现过。现在随便磨几下任何一块骨头，骨内部的空洞状结构都十分明显，骨头本身的结构能作为鉴别是否是汉代骨头的依据吗？观察骨质钱币，外表酷似汉代铜币范式，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骨质钱币，绝大多数厚度在0.6厘米以上，有些钱币极其薄，厚度只有0.1厘米左右，厚薄与汉代钱币有十分明显的差异，部分牙质钱无廓，与汉代币制不符，显然只能像持有者说的那样，玩钱而已。
我区著名考古学者（不愿意透露姓名）：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来说，这些“骨简”可以肯定是假的！那些东西我们见过，按照我们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判断，结合张家场出土文物的特征，对比这些“骨简”，完全可以说明它们是假的。
是真是假还需有关部门严谨的科学断定李进增（宁夏博物馆馆长）：不能简单地给这些“骨简”下结论，但要确认它的真伪并不难，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证实其真伪，一是在张家场做个试掘，并不需要花太大功夫，在地层里如果能发现类似的东西，就能证明这些骨简是从那里出土的；二是对这些“骨简”做个碳14鉴定，然后再和张家场出土文物做的碳14鉴定一比较，两者如果没有共同点，那么可以说这些“骨简”就是假的。
庄电一（《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我对张家场的这批“骨简”的关注已经一年多了，开始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结合我对张家场出土文物这些年的报道、实地考证以及对收藏者本人的采访、实物的考证，我认为这些“骨简”还不能断定是真的，在严谨的科学断定结果出来前，也不能说它们是假的，但绝对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那么多的“骨简”，刻的内容和手法不同，如果是造假，显然不是一个人所为；不管所记述的内容、刻写的手法还是采用的材料，加上我实地考察后，在老乡家里发现的实物，张家场文物博物馆里陈列文物的骨简，使我更看重这些“骨简”的价值：记述的历史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如果是造假者，那么这些造假者具备的历史知识让人惊叹，这些造假者的知识完全相当于教授，能有那么多的教授一起去造假么？另外，如此庞大数量的“骨简”在张家场甚至宁夏此前并没有出土过，也没市场证明它们的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如果这些“骨简”是假的，他们造假的理由又是什么？如果“骨简”为假，就应找出造假原因，揭露造假手段，防止更多人被蒙蔽；如果“骨简”为真，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就应得到重新估量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严谨的科学断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记者采访手记：对于宁夏这样的小省区来说，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自然是文博事业甚至地方政府极为关注的。这次“骨简”事件，业内已经形成了如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先生所说的“分歧很大，争论很大”，甚至如贺福先生所说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宁夏市场的骨制品出现大喜过望可以理解，但把它与历史上龙山文化的骨简和殷商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情形。
对于这些“骨简”业内讨论、争论、分歧得很热闹，已经持续一年了，其真假之辩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采访中，无论是走访现场，还是走访专家，至今，记者也仍是一头雾水。一些专家并不希望署名发表，个中说法仍扑朔迷离。
谜底的揭开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这些“骨简”是真的，那么，我们为自己的历史文化增添了这么一笔资源表示可喜可贺；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向那些捍卫学术尊严的专家们，投去深深的敬意。但，令记人担心的是，至今结果没出来，却早已出现一边倒的大肆宣传。学术问题需要有个严谨的态度，“骨简”真假之辨迫在眉睫。我们需要的是，必要的谨慎和科学态度，我们害怕的是，别变成又一个“华南虎”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