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4位企业家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台上并排而坐。可在台下众多记者眼里，因为所管理企业的“性质”差异，他们的境遇并不相同。
问题首先抛给了坐在最左边的泰富电气集团董事长杨天夫。一名记者向这位民营企业家列举了如今民企面临的诸多困难：融资难、政府扶持力度弱、人力资源匮乏、竞争力相对低下……
“这么多的困难，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记者最后问道。
“看来民营企业的这些困难，大家都非常清楚。”杨天夫笑了。
杨天夫的右侧，坐着同样是民企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文波。与他们两位被问到的问题不同，国企背景的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和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旭光，大部分时间都在回答“企业如何做优做强”，或者“是否有意愿前来开设分公司”。
台上，来自国企和民企的代表各占“半壁江山”；可他们的中间，却像隔着一道天然的“分水岭”。
13年前的两会上，也曾上演过相似的一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个别条款作了修改，其中包括将非公有制经济列为中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当年3月14日，分别来自国企、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4位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评价说，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平起平坐”了。
不过，直到13年后的今天，对于“平起平坐”4个字，很多人仍然持不同意见。
一年前，全国政协委员、盛达集团董事长赵满堂属下的地产公司曾参与竞拍一块北京的住宅用地。结果，因为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不断“不计成本地举牌”，最后成交的价格，足足比他预估的高出30%。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赵满堂连连感慨：“这种状况，民营企业怎么跟他们比？”
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曾在夹缝中艰难生存。13年前，当宪法终于给出了一个“名分”时，人们期待民营经济能够摆脱束缚高速发展，并且对陈旧的国企机制“起到竞争监督的作用”。
13年后，民营经济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全国政协委员、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在政协大会的发言中说，民营企业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GDP增量、60%以上的发明专利、70%以上的就业、80%以上的新产品和90%以上的再就业”。
然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民企却在不断抱怨，受到“不平等对待”。
一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在江苏团的讨论中说，民企享受国家的资源少，纳税等义务却尽得多。
激动处，他愤怒地提高音量：“央企是国家亲儿子，我们是野儿子！”
全国政协委员李荣融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这位前任国资委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美国职业篮球作比，“就像湖人队一样，你说没有科比是湖人队吗？但反过来光有科比是湖人队吗？同样道理，市场像一个团队，大的离不开中小，中小离不开大的，不能对立起来。”
他还专门总结了3句话：“经验共分享，教训共吸取，竞争共提高”，用来形容两种性质企业的合理关系。
不过，在这样的“共分享、共吸取、共提高”之前，民营企业家们要求的，是一些更为基础的东西。
全国人大代表、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说，他希望民营企业能够享受与国企完全相同的政策与资源。同在空调行业的格力集团总裁董明珠则希望，“无论企业是什么性质，都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赵满堂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一定要按照市场规律来配置资源、对待企业。“政府不能再纠缠于体制问题，也不能再把‘国有’、‘民营’分得那么清楚了！”
今天的发布会上，面对两位国企负责人，一名印度记者却把“国企改革应当从何开始”这个问题，提给了他们身旁的两位民营企业家。
作为在座唯一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负责人，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谨慎地作了回答。他说，中国并不适合“完全市场化”，一些战略性资源行业，包括医疗、市政等涉及民生的产业，都不适合完全私有化。
不过，他同时也唿吁，在完全竞争领域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政府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杨天夫则在回答时表示，期待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改革，能够逐步让所有行业对市场公平开放，“不管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能进入”。
“这是一个趋势，我也期待有一天能享受这样的改革成果。”在这个国企、民企负责人“平起平坐”的会场上，杨天夫微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