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石一歌成员余秋雨（左一）孙光萱（左二）等在华东师大
上海戏剧学院官授文化大师余秋雨的“非凡履历”中，有几个难言之隐打死他也不肯说。因为这些“污点”一旦曝光，他十多年来精心为自己塑造的始终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就要坍塌。
第一件难言之隐——
文革初期他究竟有没有参加过造反组织，有没有写过大批判文章？
据余秋雨自己说，他只参加过抵制造反的保守派组织，且从未写过大批判文章。但据网友“回沪北地牧”揭发，1966年文革初期，余秋雨曾为上海戏剧学院“大批判”样板专栏“红大刀”的主笔，上戏无人不知其大名。可见“没写过大批判文章”纯属谎言。至于有没有参加过造反派组织，目前尚无直接证据。据“回沪北地牧”说，1968年大学生分配工作他去西北边疆以后，还“不时收到几本其味（余秋雨味）十足的白封面杂志”，说明此时余秋雨已是上戏大批判杂志的编辑，且多为主编——否则其中的大批判文章不至于余式文革腔十足。既为大批判杂志编辑，就一定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会不会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组织的杂志编辑呢？不可能！也许运动初期身为学生党员的余秋雨的确参加过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但1966年底“康平路武斗事件”中，上海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以伤残91人、两万人缴械投降的惨重代价被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举剿灭以后，全上海的保守派组织均已彻底瓦解。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风暴”之后，上海进入围绕夺权的造反两派武斗阶段。1967年 7月王洪文再次以大规模武斗手段剿灭与工总司对立的“上柴联司”之后，所有“在野造反派”在“掌权造反派”的强力打击之下烟消云散，其成员大多与笔者一样做了不问政治的“逍遥派”，上海就只剩下“掌权造反派”这惟一的一派了。既然1968年谎称“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余秋雨在编上戏的大批判杂志，他就一定隶属上戏“掌权造反派”无疑。只可惜在读了《文的苦旅》之后，“回沪北地牧”本着朝前看及原谅余秋雨年轻无知的大慈悲，扔掉了“余大刀”主编的那几本“跨世纪”大批判杂志，使我们再难拜读货真价实的“掌权造反派”余秋雨当年的大批判雄文了。
第二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按姚文元布置执笔写过批判斯坦尼体系文章初稿？
余秋雨自己是坚决否认的，只承认1968年10月年仅22岁大学刚毕业的他帮执笔者编写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言论资料，为此还告了揭露此事的古远清“诽谤罪”。但最后完稿的胡锡涛证实，在由文汇报社文艺部出面找上戏行家组建的“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五人中“最能写的”余秋雨非但“很下功夫”写过这篇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名义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第二稿（“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几年后已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从而变得“目空一切”的他，还“在背后说当年批斯坦尼的文章就是他写的”。余秋雨参与汇编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也于1968年12月内部印行。至于现在，则因此事是直接服务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1972年初胡锡涛推荐余秋雨进入“鲁迅传编写组”（集体笔名“石一歌”）亦肇因于此，余秋雨唯恐避之不远。
第三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加入四人帮直控的“石一歌”即“鲁迅传编写组”？
此事乃余秋雨“严防死守”之头等大事。他一口咬定当时他去复旦大学加入的是周恩来布置成立的“高校复课鲁迅教材联合编写组”，而不是四人帮直控的上海“专题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石一歌”小组即“鲁迅传编写组”，一再强调他从未失足于四人帮。但据“石一歌”组长陈孝全披露，余秋雨还主动建议将该小组集体笔名“石一歌”的谐音“十一个”，改为更具文革战斗色彩的“石一戈”呢！若道口说无凭，现在物证也“出土”了。“致仕”后多年致力于“余学”的全国惟一真正“批余专业户”吴拯修先生从上海古玩市场上得到一张贴有余秋雨照片的 00480号“复旦大学图书馆阅览证”，其“系别”赫然就是以“石一歌”为集体笔名的“鲁迅传编写组”！老余啊，看你还往哪里逃？
第四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自“石一歌”上调至康平路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
1972年底余秋雨正式分配留校做教师，但因借调在设于复旦大学的“石一歌”小组并未回校上班。1973年 5月，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将余秋雨从“石一歌”上调至康平路 141号写作组本部，派他为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准备资料，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此后他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负责联系“石一歌”小组。至1976年 1月，余秋雨在写作组文艺组工作两年半以上，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文革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小组，而是在文艺组。此乃余秋雨讳莫如深的绝密“隐私”，他自己从不触及。
第五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以“黑线复辟”的诬陷罪名迫害过上戏教师？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骨干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各高校作辅导报告，听说母校上海戏有位老师为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认为他不说“一道红两道红”乃黑线复辟，便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他的煽动下，上戏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倒了大霉”。余秋雨一直表白他文革中从未害过人，因而此事他决不会承认。
第六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被上戏工宣队指定为教师中惟一的党委委员？
余秋雨从来不说他是文革前夕入党的学生党员，更不提工宣队曾指定他为教师中惟一的党委委员。1974年春，写作组控制的文艺月刊《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以写作组文艺组大员的身份帮助该刊摆平此事并临时接管该刊。他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然后组织学员撰写讴歌“文革”的文学作品。鉴于余秋雨的极左表现，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第七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改写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影射文章《再捣孔家店》？
1974年 5月，为配合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写作组头头朱永嘉下令将“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矛头直指周恩来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后来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余秋雨最怕此类组织调查结论“泄密”，抵死不会认账。
第八件难言之隐——
他写的《走出“彼得堡”》左文，究竟有没有得到张春桥赏识？
1975年 3月，余秋雨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一文。张春桥立即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命《人民日报》于4月6日转载了此文。这是直接获得四人帮“首长”赏识的第一篇余秋雨左文，自然也属于余秋雨的“最高机密”。
第九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指导别人修改评水浒文章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
1975年夏，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对余秋雨而言确实是实至名归。1975年 9月，一位青年工人写了篇宋江屏晁盖于 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初稿后提修改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指出“灵牌”即继承权问题，欲借“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这又是余秋雨最怕见光的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所作《清查报告》的内容。
第十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改写影射周恩来文章《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
1975年，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欲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余秋雨的确得力，1975年将写作组陆女士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公开发表。1978年 9月12日，余秋雨不得不写下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和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这还是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所作《清查报告》的内容。
第十一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前妻李红和亲生女儿另结新欢？
余秋雨从来不提前妻李红和他的亲生女儿，只说马兰看了他的学术著作深为钦敬仰慕，便与他喜结了连理。据说李红与他离婚是抓到了他外遇的证据，但终不知真相究竟如何。余秋雨自己是绝不会说的，因为停妻再娶与他精心替自己塑造的“完美君子”形象不符。
第十二件难言之隐——
他究竟是因为什么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
加上余秋雨自己的说辞，一共有三种说法。一是余秋雨自己的“主动辞职说”，因他多年来始终心怀魏阙至“缠绵悱恻”，此说可信度极低。二就是与上一件停妻再娶相关的当场下跪向马兰求婚“不成体统”说。此说可信度似也不高。三则是因余院长在分房问题上谋私失风，尽管有后来的秘书小金出头顶缸，院长也做不下去了，不得不主动请辞。
有上述整整一打中青年时期的重大“隐私”难以明说，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也好，《我等不到了》也罢，就只能以谎言始，以谎言终，别指望在其中找到半点真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