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情绪有多高，北京权力核心层的九大常委比全国十几亿的底层民众更明白。但是，九个人以及他们手下大大小小的权力分子都无心也无力改变既存体制，因此“四个越”就成了中共政权丧亡前的典型特征──越反越腐，越维越乱。
“越反越腐”无须多说，它是中国版“北京共识”的最大特征。而“越维越乱”除了社会日益多发的暴力性抗争之外，仍然是“维稳体系本身才是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对于这个悖论情况，民间观察家私下称之为“诈稳”。
百万维稳人员保“两会”
今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地方政府由省至县动员大约近百万专职维稳人员进京，实施劝访、拦访、遣送、关押等维稳作业。进京维稳作业人员不允许跟家人频繁联系，每两天只能通话一次，每次不能超过三分钟，“尤其不能谈工作的具体情况，也不得透露具体住址”。二月下旬，北京各中档旅馆床位已订满，有的甚至将二人房间加床而改为三人同住。业内反映，订床位者有三分之二是各地维稳人员。
“今年两会的额外经费肯定是有‘维稳’这个词以来最多的一年。额外费用的主体就是地方各级政府进京维稳作业的开支。”北京一家官办舆情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如是说，但他没推算开支总额。
估计该项开支不会少于五十亿，尽管对于全国去年财政收入来说，这是个很小的开支。但是，与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关系重大的“两会”，恰是靠“诈稳”机制勉强支撑的。在“诈稳”背后，官民对立呈不可调和之势，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底层百姓往往不惜豁命，因此放火与爆炸严重事件时有发生。
积极推行文化特务体制
维稳与维权对立，前者显然没有义理可言，而北京最高决策层也豁出脸皮扛起臭名昭著的维稳招牌。不过，如此下去，终会引爆全面社会冲突。为了实施当局认为的“从根本上消除激化矛盾的因素”，在文化改革名目下，李长春与刘云山诸人策划了耗资巨大的文化特务体制：其一，在资金支持上不惜血本，费用列属文化改革基金项下的“其他开支”；其二，网罗有毛主义情结与反西方观念的落魄文人，在网上死盯异议言论与民间意见领袖的反映，此种人是改进版的“高级五毛”；其三，蓄意制造不同层级的网络话题转移公众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关注程度，韩寒作品真伪争论就是最成功案例，从此转移了整个社会“无条件民主”的前苏联式政改压力。
文化特务体制已经深入或曰干预到各大门户网站的正常运营，比如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相对开放的网易网站被“电话指令”控制微博讨论。据网易一位资深编辑透露：“由于一篇名博文章在讨论王立军事件时，涉及到了辽宁‘蚁力神事件’，中宣部直接来人要求关闭该文项下的评论功能。”而据现已离开新浪网站的一位年轻的（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硕士透露，“新浪已经这么自律了，王立军事件后三天内竟然有来自各部门的五十多个电话，或是要求‘私信’某段微博或是要求博文推荐备案”。
国内较为敢言的知识精英大多遇到所在单位的警告或婉劝，被要求停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指责。在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四家大学的宣传官员召开了秘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限制教授们对广东乌坎事件的正面评论以及对重庆王立军事件的负面评论。这次会议秘商了对“言论出格”教授的“无形制裁”。至于这些措施为何物，外界无从得知，但有一条已经泄出：谁的言论出格，谁的非专业著作就更难出版。
可以预见：文化特务体制将会激化当局与体制内开明知识分子的矛盾，从而给政权造成致命内伤。北师大的一位教授说：“前苏联在社科文化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让全社会走上克格勃化的不归路。克格勃成立的‘匿名作者侦察局’其功用，在今天中国环境下，就是微博实名制。”
“叙事”特使支持屠杀
中共忧惧叙利亚局势崩盘导致伊朗（石油重要进口地）专制倒台，因此不惜代价在国际上“保卫巴沙尔”，并且中共政权一如巴沙尔独裁一样完全“阿拉维化”。（关于中共政权“阿拉维化”的分析，请见本刊去年十月号，观耘闲人文章《胡温之间已无改革共识》。）对于中共不负责任的国际行为，民间分析人士指出：为了其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继续盘剥社会，中共一边大规模进口石油，一方面阶梯性提高成品油价格而引致国内物价腾涨，“实属‘坑爹’行为”。
中共外交政策对国内的坑害只是其背离国际法的小部分后果，而其大部分后果则由全球承担。
在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的表决投反对票后，中共派出了特使到叙利亚，帮助巴沙尔寻找既能不下台又能缓和国内矛盾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对此，外交部的绝密档案标以“叙事”之称。表面上，特使翟隽是与温和的反对派接触且表示支持其反对外国军事干预的主张，但暗地里却促使巴沙尔政权采取血腥镇压手段。翟隽踏上返途后，巴沙尔立即下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的命令，并专门实施了针对反对派新闻机构所在地霍姆斯市的爆炸袭击，导致两名西方记者身亡。
不惟如此，中共当局还在继续支持北韩金氏政权对脱北者惩罚的反人道行为，将数十名逃到中国求生的脱北者以违法“越境”理由遣返至北韩。此举进一步激化了与韩国的矛盾，韩国就此通过了谴责中国的决议。
习近平配不出“新药”来
中共在外交方面行“坑爹”之不义，在国内将“诈稳”常态化，其唯一目标是保住政权，所谓核心利益的核心。但是，无论“诈稳”还是“坑爹”都是自杀性选择。一方面，全球危机以来，人民个体主权意识全球性觉醒，中国底层社会的权利诉求越来越广泛，必然与现在的僵化体制产生总摊牌的最后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秩序趋好，解决叙伊等独裁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必然会面临与西方一决雌雄的选择，但胜算希望为零，即使其率先使用核武器。
正是内政外交都到崩亡的极限，党内开明派才起来救亡图存，敦促习近平实行断然的政治改革。但是，习也没有什么“新药”可治中共丧亡之沉屙，无非是以启用些许体制内开明人士为虚饰。因为中国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就不可能解决沉积六十多年的社会体制扭曲之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