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人代会上，有代表认为：贪腐多是因为判刑较轻，若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有人敢贪污了。这当然不是个新话题，每次提到腐败总有人会这么说；而说这话的人可能忘了刘青山、张子善在1952年每人只贪污了1万多元，就被判处了死刑。依照“若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有人敢贪污了”的逻辑，1952年后是不是应该无人贪污了才对？为什么刘张二人被判死刑不但没有制止贪污，贪污反而愈演愈烈了呢？为什么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等“尽是刘张去后栽”呢？难道是对这些人判刑较轻了？如果真是判刑较轻了，人们会问：为什么会判刑较轻？是哪些制度因素导致我们和皇权时代一样“刑不上大夫”？其实，如果真觉得“判刑较轻”了，“判刑较轻”也和“贪腐多”是一根蔓上结出的两个瓜，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存在因果关系。
不用说现行的权力格局下，立法机构为了唬弄民意可以任意制定他们想要的法律，因为他们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实行。既然不打算实行，那么，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即使制定的时候是真诚的，不是给外国人看的，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贪污了至少50万元，就能把半数以上的官全砍头么？因而，根本的问题不是判刑较轻还是较重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打破现行的权力格局，学习别国有效的治吏经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分散制约机制，而不是将判死刑的贪污数额定高还是定低。如果立法委员是真正民选的，法院又是独立而无偏见的，媒体的舆论监督又是不受阻碍的，立法机构将贪官判死刑的数额定得高还是低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朱元璋是个有名的反贪皇帝。他自己因为从小饱受贪官的敲诈，被迫当了和尚，因而参加起义后就发誓：一旦当了皇帝，先要杀尽天下贪官。后来做了皇帝果然不食言，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他规定贪官判死刑的贪腐数额可不是50万元，而是60两银子。他在诏令里说：“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旧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便依仗权势公然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了严惩，仅在“空印案”和“郭桓案”中，就有数万人头落地。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勾结，预先在空白报表上盖印，然后私自填充虚假数额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等手段贪污国库物资，龙颜大怒，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最有名的是发明了“剥皮揎草”法。所谓“剥皮揎草”法，就是将贪官拉到府、州、县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上稻草和石灰，填好后将这个“人体标本”放在该贪官后任的办公桌旁，以示警惕。其反贪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措施不可谓不精确，但遗憾的是，从登基到驾崩贪腐现象始终未绝。据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被杀，但正如他所言“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晚年甚至有“如何贪官此锁，不足以为杀，早杀晚生”的悲叹。
这是为什么？根本的问题还在制度。这个制度的集权性质必然导致贪腐丛生，贿赂公行。
如果这个制度不给中央特别庞大的权力，除了国防和外交，地方的大部份事务是由地方自己解决的；地方官都是由当地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且随时握有罢免或弹劾的权力；媒体又是客观而中立的，百姓通过它们能随时随地获得客观而详实的资讯；官员压根儿就不敢，而不是不想贪污。这样的制度当然首先是救了百姓，其次也救了官员。我的意思是说，洪武年间被“剥皮揎草”的官员本来可以成为造福于民的好官，无奈生于中国，死于集权，朝杀而暮犯，做了人体试验，被晒干，又让一些小孩拿去放在地畔，做了“照雀老汉”。某官员等本来也可以发挥个人的才干，在民主的框架内成为某领域的领袖，某行业的巨擘，奈何体制比人强，前仆后继，掳财数万，或下狱，或饮弹，或打针，身败名裂，妻妾入他人怀。岂不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