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时就随母亲一起被流放的西尔娃•林纳特CERCEC
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有大约一百万东欧各国的人被苏联红军和苏联秘密警察机构流放到“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在这些被流放者当中，有不少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他们小小年纪就跟随父母踏上被流放的苦难之路，被送到荒凉的西伯利亚，或者被送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的偏僻乡村，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今天，一些在前苏联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经历了这种非人的流放生活而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向我们讲述他们当年在古拉格的童年生活。克拉拉•哈特曼（Klara Hartmann）、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Iaroslav Pogarskij）、西尔娃•林纳特（Silva Linarte）就是当年许许多多被流放到古拉格的未成年孩子中的三个。
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北方一个农民家庭的克拉拉•哈特曼，被流放时只有14岁。她小时候就是个孤儿，由舅舅收养；1945年，舅父舅母为躲避苏联红军的迫害，丢下她逃往他乡。有一天，苏联红军到家里来把她带走，先是送到乌克兰首府基辅的一座监狱，受尽酷刑折磨；最后以通敌罪判这个才14岁的少女克拉拉十年苦役，押上火车，流放到西伯利亚。
现已80岁的克拉拉•哈特曼 RFI/V.Nivelon
“我不知道火车要开到哪去。那时候我还小，哪经得起这样的事，整天都心里害怕。他们夜里拷问我，白天也不允许我睡觉。他们让我在牢房里站着，不准躺下，那些看守的士兵整天监视我，折磨我，逼我承认他们说的一切……就这样，我被判了十年苦役。监狱里的一个翻译对我说：‘好了，别怕了，十年苦役，这不是很好吗？等熬过了这十年，你就会被释放，到那时你就可以生活在俄罗斯，有工作，还会分到一套房子。’翻译说得真是轻巧啊，那时候他就是这么以为的。不过，判了刑，我倒是高兴了。因为……我没法跟你讲我在监狱里的遭遇。有时候，他们把我按在水龙头下，用凉水不停地浇我的头。他们还对我使用一种酷刑，叫做“禁闭”，把我冻坏了。他们把我押去审讯，我硬挺着，什么也不说，人毕竟还是有点自尊心的吧。于是他们剥光了我的衣服……这些事我不想说了。因为我感到羞耻。这对一个女孩子，太过分了！”
克拉拉•哈特曼：“还有，在女牢里，女囚犯之间也有那种恶意相向的人。在这个集中营，我们被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有钱人家的女囚犯，自觉比别人优越，什么都做得出来，以显示她比别人高一等。想要我的面包，她就上来从我手里抢走；你要是还手，或者跟她争一句，她就打你，狠狠地打你一顿。监狱里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们每天挖土，装上火车，运到别的地方去。我知道那是匈牙利火车，因为车身上写着匈牙利文字，或者是匈牙利城市的名字，譬如布达佩斯。这种经历说来奇怪，那些匈牙利火车，对我来说就是匈牙利。这一切，真是一场患难。很残酷，但我最后明白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我经历的一切对我的人生是一种启示，教会我认识了生活，就像是一所人生学校，苦难的学校。”
1953年夏天，斯大林死后，度过了近十年流放生活的的克拉拉，在她23岁的时候，终于踏上回乡的漫长道路，回到匈牙利北方她出生的老家。
七岁时就随父母被流放的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 Alain Blum
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1940年出生在乌克兰西部的佩雷贾斯拉夫-赫梅尔尼基市。1947年父母被以反抗苏联红军的罪名逮捕，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当时只有7岁，就这样跟父母一起踏上流放的苦难历程。西伯利亚在沙俄时代就已经是一个流放犯人的地方，在苏联极权制度下又被沿袭下来作为更大规模的流放地，是整个古拉格群岛最大的一部分。那里常年冰天雪地，气候严酷，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在流放生活中，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最痛苦的是，作为一个被流放家庭的子弟，他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一切权利。
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我不能加入共青团，也不是少先队员，在学校里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可以想象，我那时是多么的痛苦。每当共青团在班里聚会的时候，我波加尔斯基必须离开；当全班集体去收割草料的时候，波加尔斯基得呆在一边；甚至全班去为居民清扫街道，波加尔斯基也不能去，只有共青团员才能去。你想，这给我的心灵留下多么深的创伤！记得我父亲那时对我说：‘孩子，只要能读书，你就要好好读，所有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了；只要能读书，你就好好读下去。’那时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活动，这给我的性格打上了烙印。最后，我干脆避开他们。每当全班集体活动的时候，我就远远躲开。我知道，那一切都不会有我的份，真难啊！小时候，我的性格就铸上了这样的烙印。这一切造就了我，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
流放的生活，对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来说，只有那茫茫的白雪、森林和大草原，那在雪中白得耀眼的白桦树。
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四月份的西伯利亚，还是一片皑皑白雪，茫茫的深林和大草原。至今，那景色还历历浮现在我眼前。茂密的白桦林，白色的树干，黑黑的枝丫。白得耀眼的白桦树，我那时候还没见过。在我的家乡乌克兰西部，没有这种白桦树。那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还有这种白树皮的树呢。”
就在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在西伯利亚看到那些在雪中白得耀眼，令他印象深刻的白桦树时，两岁就随母亲流放的西尔娃•林纳特发现了这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另一种景色：西伯利亚特有的泰加森林和野生动物。在西伯利亚，苦难并不是一切，虽然处在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们命运的颠沛流离之中，但孩子们凭他们天真的天性，用他们少年时代无羁无束的青春克服着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强加给他们苦难。
西尔娃•林纳特 CERCEC
“我记得，学校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十八公里；上学得走十八公里路。当然了，不是每天都去，但毕竟够远的了；在大冬天，你得穿过泰加丛林，冒着严寒和暴风雪，还有野狼。有一天，我们走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突然看见远处有奇怪的一圈烟雾似的东西慢慢围了过来，不知道是什么，等到它们靠近时，才知道是狼群，吓得大家都叫了起来。因为害怕，我们拼命地叫喊，结果狼群反而被我们给吓回去了……你想想，我们当时都还是一些年纪小小的孩子，但从泰加丛林跑出来时，大家又是蹦又是跳的，一边跑一边跳起舞蹈，边跑边舞，我们立陶宛人还爱拉手风琴……少年时代，真是不可思议！正是靠了这无羁无束的青春，我们活了下来。我敢说，我们立陶宛人的音乐天性救了整整一代人。”
克拉拉•哈特曼、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和西尔娃•林纳特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古拉格的童年故事；作为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今天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克拉拉回到她的故乡匈牙利北方；雅罗夫斯拉夫返回他的故乡乌克兰，现在是个退休老人。西尔娃也回到她的家乡拉脱维亚，在首都里加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