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二十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
薄熙来在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情况不同了，连温家宝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1980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新现象。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笔者近来经常参加这一代人的追悼会，譬如说去年底离开我们的四五运动中的著名“小平头”刘迪。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上面所说的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
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分化的不满，比1966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薄熙来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五个重庆”，同样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在三十年来都没有认真清理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那一套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弹”。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帮他支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余世存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笔者在两年前则发表了《警惕“经典法西斯”》一文。文中写道：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毛派理论对于群众尤其是青年不满心理的利用和诱惑，忽视“平西王”与“乌有之乡”的政治结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