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作者于1965年高中毕业，因爷爷在台湾这一“家庭历史问题”而无资格上大学，被分配当中学教员。在北京师院附中实习一年期间文革爆发。她随串联大潮外出，跑遍了几乎大半个中国。新疆是她的最后一站……
一、去新疆
1967年7月份回到北京，根本不再去学校。一想到学校，就伴以去年不堪回首的记忆，就想到那些令人讨厌的人。
从6月份以后，全国的武斗越演越烈，已经发展为内战，听说重庆的武斗数万人参加，每人都持有步枪手榴弹等，还使用了几百门大炮。还听说武汉为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组织了大规模的横渡长江活动，被对立派潜在水中乱杀乱砍，死伤无数，江水都染红了。
听说新疆那边闹得凶，我心里又活泛起来。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因为那里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前两个月在云贵川虽说有武斗，但是没有真正看到武斗的场面，没有真正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新疆又让我跃跃欲试。二是那里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他们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饶有异族风味，对他们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浪漫。而最重要的是姐姐海燕在那里。家里人没日没夜地为她那没心没肺的拼命三郎般的性格担忧。
和每次出行一样，我去找外地上访人员搞火车票。那时全国各大军区和地方军野战军都已经介入了文化革命，而且是支持保守派的为多，所以造反派都跑到京城来“告状”。上京告状的人多住在北京大专院校第三司令部的大本营地质学院。三司支持造反派不问青红皂白的，凡是造反就支持，凡是打倒“走资派”的就是革命的。
我在地院找到了新疆人的住处，和他们商量去新疆的事情。那些人都是新疆红二司的，属于造反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支持红二司的，而且要去新疆支持他们（其实我根本不了解红二司是什么观点）。他们当然十分感激，票很顺利地就弄到手了。在地院我还认识了一个机械学院的学生大千，也在找路子去新疆，我们一起搞到了票。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男生，忘记叫什么了，高高的，秃顶，有些像老头。
三妹听说我要去新疆，也要去。那时我们已经多时不说话了，因为她在中学生的“四三”派里搞得很热闹，我觉得“四三”派过激，乌合之众也多，常常和她发生争执，两人关系很紧张。这次她主动找到我，我也就替她弄了一张票。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每次串联它都跟随着我。里面有一两件衣服，和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还有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毛主席语录》、扑克牌和地图册。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她大吵大闹，她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我不理解爸爸为什么支持我去新疆，后来才知道就是为了姐姐海燕。
二、被炮轰
8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出发了。火车到乌鲁木齐需要开五天四夜。第四天的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兰州。说前面有武装袭击，火车停开了。我们只好下了火车。
兰州也已经变成了壁垒森严的战场。整个城市呈现着好像被“三光”以后的景象。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所学校，好像是一个什么技校。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教室门大敞，里面桌椅翻倒。灯泡玻璃几乎都打碎了，墙上弹迹累累，焦痕斑斑，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我们在二楼找到一间有电灯的教室，把桌椅拼凑了一下，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四个人为打发无聊时光玩起扑克牌，准备就这么打一夜。我们打的是当时最流行的“四十分进贡”，大千和我打对家，我不会打，乱出牌，总是输，向对方“进贡”。大千是那种特别聪明好胜的人，气得他脸都白了，不过我们就是打打而已，不像后来输了要贴纸条，最后发展成压宝赌博。
深夜，我们还在打扑克，只听见外面炮声隆隆，一声接一声，发炮的地方不算太远，闪着红光，炮弹是朝我们这个方向打来的，震得玻璃哗哗响，楼板也在颤动。我跑到窗口张望，炮火是从对面的一个建筑物发射出来的，目标正对我们这一间亮着灯的教室。我们立即明白了，这个学校已被势力强大的一派控制着，他们赶跑了另一派，今晚见学校里又有灯光和动静，一定是以为另一派又跑回来在搞阴谋复辟活动，所以炮火猛击。我们知道绝不可以久留，立即关上灯，猫腰溜出教室溜出学校，又回到火车站。
三、镇定的声音
明天才能想办法去乌市。我们在火车站台转了一圈（经常爬火车，可以毫不费力地就钻进火车站台里），看见一辆挂着开往乌鲁木齐牌子的火车黑灯瞎火地停在那里，就摸了上去，车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睡觉，我们各自找了一个凳子躺下。
不知是几点钟，反正是漆黑的深夜，突然间一阵粗暴的吆喝声把我惊醒：“都是干什么的，不许动，谁动就捅了谁！”睁开眼，明晃晃的手电光在脸上晃动，照得眼睛睁不开。借着忽闪忽闪的手电光见一群粗大的汉子，面目狰狞，头戴钢盔，手端长矛。长矛和电筒一起在眼前比划着。平生头一次经历这种阵势，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我感到巨大的危险包围了我们，浑身不由自主地战抖起来，三妹也吓得哆哆嗦嗦。实际上车厢里的人都吓呆了，除了那群汉子的吆喝声，没有任何声音。持长矛戴帽盔的人继续吆喝，起来起来，都带走。我听说过，被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抓走，是连命也保不住的，难道真是要未曾出师先折戟？
正在上牙磕下牙地打颤，只听见有一个镇定的声音：“大家谁也不要走，谁也不要动。”那些武装汉子的头头被声音牵过去：“你们是干什么的？”那镇定的声音道：“我们是首都三司联络站的记者，我们去新疆调查武斗事件向中央汇报。”汉子问：“你们支持哪一派？”“我们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红二司。”
事情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首的那个头头说我们是甘肃的造反派组织，我们和新疆红二司的观点是一致的，咱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说罢握手言和，下车之前表示要替我们站岗放哨，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不知不觉地，人们都已经循着那个镇定的声音围了过去，似乎找到了主心骨。我和三妹也挤到那个人的身边。
那个人的镇静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跟着他这样的人一起是没错的。第二天弄清了这帮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都是一二年级的。夜间镇定退兵的是他们的老师姓高，是那帮学生的领头。我们和这帮人一同上了去乌市的火车。
火车过了嘉峪关，嘉峪关以后是满目荒凉的景色，没有绿树草地，只有黄土地、黄土山、黄土建造的村落。人说一过嘉峪关，两眼泪涟涟。海燕当时进疆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我记得她在信中谈过的。
四、下车伊始
到乌市已是黄昏时。一大帮人大概一百多一起下了车，其中有科大的十多人，我们四人，还有一些到新疆串联的散兵游勇，更多的是新疆红二司上京告状返回来的人。一下火车全体人马就到自治区革委会静坐示威，提了什么要求，大概是给红二司平反之类。
新疆的两派是以打倒还是保护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来划分的。当时的形势是新疆的“老保”——“三促会”占着上风。人数多声势大，有军区支持，而且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保王的。
我们一行人坐在自治区委大院的台阶上，久久不见人出来，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大家索性就在院里过夜等待明天早晨。那天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纪念。街上的大喇叭喊得热闹。新疆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8月的新疆夜里极冷。我们坐在大院的台阶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尽量减少散热面积。刚开始大家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一支又一支。最后还是冷得受不了了，遂两人一伍排成长队在大院里跑起圈来。嘴里高喊“打倒王恩茂！”“支持红二司！”一类的口号。就这么折腾了一夜，很是热闹，当时是觉得热血沸腾的。
第二天等军管会的人来上班，有人和他们交涉，大概是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撤离了自治区委大院。
五、市容印象
乌鲁木齐的街道拥挤喧闹，不时地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武装工人，飞驰而过，或者堵塞在某个小街小巷。车上架着机关枪，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他们叫苗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呼喊着口号或唱着歌。马路边上，市民照常活动，似乎是两个世界，一部分人忙于打仗斗殴，另一部分人就在他们的身边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乌市商业中心各族人来来往往，商店依然繁忙。街心花园孩子们追打嬉闹，维族老汉懒洋洋地晒太阳。更妙的是在市中心广场，高音大喇叭里播送着美妙的南疆歌曲，我虽然听不懂，但我知道那决不是革命歌曲。那曲调带着古波斯的神秘，一波三折，委婉凄美，让人心痛，让人感伤，让人百听不厌。
六、稀里糊涂
我们和科大的人驻扎新疆大学。新疆大学算是红二司的大本营，也基本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桌子和椅子堆砌在教学楼或宿舍楼楼道的中段，把楼分成两个部分，那也已经是两派斗争的遗迹，现在学校里只剩下了红二司的人。每天早上学校的高音大喇叭就传出维语广播：“新疆红卫兵英格拉维……”直到几十年后，我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看见被桌椅堵塞的楼道，听见“新疆红卫兵英格拉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印象那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
科大的学生十分听从高老师的指挥，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收集一些情报，刻印小报，散发传单。还经常开会，制定方针，我和三妹也被邀请参加。他们还给我搞了一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新疆记者”的证件。虽然就是薄薄的小纸片，但有三司的大印，非常有权威。可是开会我是插不上嘴的，因为觉得谁说的都对，也怕一开口就露出自己的无知。我常常为自己的“糊涂”而苦恼和自责。现在想起来，除了有一腔革命热血，自己干的什么并不明确，简直是稀里糊涂，那时怎么会想到文革整个就是一场愚民运动呢，糊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唯一的活动是和高老师一起去采访了乌市红二司的造反派头目姜安安。一个女孩子，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当时已经大名鼎鼎，人人提起来都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去了广播电台找她，因为拿着首都三司的记者证，很容易进入。在电台里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姜安安藏身之地。这位名人对首都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和我们谈形势谈任务，当然，都是高老师在谈，我只是对这个威名四扬的造反派女头目好奇才跟着来的。姜安安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长相很一般，可冲劲十足，说话很有魄力，这又让我很自惭形秽。
七、高老师
我只能做一些事务工作，自告奋勇写小报，刻蜡版（我的蜡版字刻得很好，是漂亮的仿宋体），印传单。一天碰到高老师，他与我打招呼，称我老刘。我问他为什么叫我老刘。他说你工作认真，我很敬重你。故称老刘。
高老师是老八路出身，陕西人（那个鼻子实在是陕西人的）。他说他八岁时就和父亲上战场，父亲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小孩子趴在后面观战。
高老师是一个很有魄力和智慧的人，能上科大然后又能留校的人必不简单。当然还必须是党员。他也就二十七八岁，学生们都很听他的，也爱和他开玩笑。他永远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料子叫尼龙华达呢之类，当年的时髦玩意。那种料子刚穿上很笔挺，没多久就泄了，走了形，而且无限地拉长，他那件中山服就长得盖过了屁股，裤子也踢勒特勒。学生们总拿他的衣服取笑，他自己也嘲弄自己的衣服，一坐下来就撸起裤腿和袖子。他的身材看上去很瘦，可是胳臂腿十分粗壮。他长得很奇怪，脸窄长，眼睛又大又黑又圆，鼻梁高高的，鹰钩鼻，嘴不大。这幅搭配似乎应该构成一个英俊的面孔，可是在他那里组合得很可笑，像一只鸟。我和妹妹私下里称他为“高鸟”。有时坐在一起开会，越看他越像一只鸟，我捅捅妹妹，两个人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最后收不住，谁也不知道我们笑什么。
八、小霞
我通过新疆大学的一个朋友（她原是北京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但是1964年新疆大学到北京招了一批汉族学生学维语做翻译，出身要求不严格，于是她总算上了大学。）找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小霞的地址。
小霞是我的小学同学，上六年级时他们一家被发配到新疆的阿克苏，因为反右时他爸爸作为群众代表向党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受到组织的整肃。到了新疆她爸爸找不到工作，只有她妈妈一个人做体力活养活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小霞很聪明，考上了新疆工学院。
我立刻去工学院找小霞，还真的找到了。多少年没见面了，我们兴奋得大叫。当晚就住在了她那里。小霞是新疆工学院红二司兵团的广播员，她的嗓音清脆悦耳，小学是北京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小歌手，教我唱过《太阳落山了》、《深深的海洋》，去新疆前她还把心爱的《外国名歌二百首》送给我，封面已经翻烂，贴着蒙娜丽萨的画片，我一直保留着。现在即使在播送《敦促保皇派投降书》时，她的声音也照样清脆悦耳。
广播站设在图书馆，小霞也住在那里，床夹在两排书架中间，躺在床上看书左右逢源。她让我睡在她的床上，想要什么书拿走就是。我抽出一本书《红字》看了一夜。我什么书也没拿走，那阵革命第一，带上几本外国小说看是很不合时宜的。
还是那年冬天，我在北京又见到了小霞，她来“上访”，住在我家。小霞的眼睛直楞楞的，说：“孙涛被流弹打死了。”说得很平静，让人心寒。孙涛是小霞的男朋友。在新疆时我见过孙涛，他是工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1966年孙涛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代表西北红卫兵到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回疆后组织了一个战斗兵团，誓死捍卫毛主席。我离开新疆不久，孙涛在一次武斗中被对立派枪杀。让人惊悚的不止是孙涛的死，很快我就发现，小霞已经精神失常。
1980年小霞的爸爸平反，那时他已经去世多年。小霞迁回内地南方的一个城市。她的病时好时坏。
九、生活在炮轰中
红二司的大本营新疆大学多次被对立派攻打，最终失守。为了安全，我们搬到了外贸局。外贸局地方不大，却为红二司占领。接待我们的人叫小王，文文弱弱的。他的妻子，也是小巧玲珑的。他们都是江苏人。言谈之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对武斗十分厌倦，很想回老家呆一阵，只是因为孩子刚刚出生不便出行。他对我们的要求尽心尽力，替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事情。
外贸局的人早都不上班了，办公室空着，科大的学生住在一个大办公室的外间，我和妹妹住在一个小间。常有炸弹落到外贸局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我们怕遭冷弹，轻易不敢在户外活动。有一天傍晚去食堂打饭，穿过院子，一颗炮弹就落在身边，震耳欲聋。奇怪的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中，从来也没有觉得害怕过。
十、差点被捅死
一天我在街上转，我经常自己上街看情况，不觉走到火车站附近，见一大队人排着队喊着口号。我上前问个究竟，知道他们是刚刚下火车的上京告状返回的红二司派群众，有几百人。这些人在北京时间呆久了，不知新疆“老保”已经绝对地控制了局面，红二司则早已转入“地下”，一下火车就不知死活地开始了示威游行，三五人一伍，拉成长队。一路高喊口号“打倒王恩茂！”“打倒保皇派！”有的人拿着刀子匕首，有的人甚至敞开衣裳，亮出腰里别着的一圈手榴弹。我知道这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一定要出事，就跟在队伍旁边看个究竟。
果然，当队伍进入一条街，街的前端已经被沙袋木架铁丝网等路障封住（就象巴黎的街垒战一样），沙袋上架着好几挺机关枪，沙袋后面卧着操机关枪的人。路障前站了一排人，头戴帽盔，手持长矛，腰间和胸上缠着皮带，气势汹汹地摆出了准备刺杀的姿势。游行队伍打头的人心有点虚，但还是迎了上去，嘴里仍然呼着口号。那一排横握钢矛的人紧逼过来，迫使队伍站住。
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打头的红二司的人还是不明情势，破口大骂，持钢矛者火了，一帮人冲上前去对准为首的就要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过去，挡在中间，用手抓住一个长矛的尖端，使劲往回一顶，嘴里喊道“不许武斗！”持长矛的人没料到这一手，被顶得往后一个趔趄。霎那间六七根长矛尖同时顶在了我的胸口。队伍中有人把我往后拉了一把，长矛紧紧地逼上。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拿长矛的看我和那些人风格不一样，说话也不同，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说：“我不跟你们说话，叫你们的头头来。”这么一端架子，更没人敢下手了。一个汉人走过来，大概是头头，我掏出自己的“记者证”，两个指头夹着递出去，做出不卑不亢的口吻（实际上心里也虚）：“我是首都红卫兵驻新疆记者，我会把这一切向中央文革汇报。你放我离开这里，否则后果自负。”听我的口气这么大，那个汉人上下把我打量一番，仔细地看看我的证件，略一思考，把手一挥，矛子们离开了我的身旁。他让我从旁边的一条小街出去，我想，走也要走得堂堂皇皇，就面无惧色大摇大摆地向前方，冲着路障和机关枪走去。其实我心里也是胆怯的，他们若在后面捅我一长矛，或在前面一扣扳机，我就完了，但是我知道此时我决不能表示怯弱。
整个队伍安静地注视着我走出街垒。一离开那条街，我简直要撒腿逃跑，还是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远。那条街前后左右都被封锁，游行队伍全班人马都成了瓮中之鳖。押到哪里，怎么处置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听说为首的几个被杀，其他的被迫投诚。
这是我在新疆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现在想来，很愚蠢。那时有一条“林副主席”的语录十分流行：“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让我想起了两个词，老毛称赞的“痞子”，还有我们家乡话“光蛋”，这话安在他们身上最合适。）多少个年轻的生命为了实践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在文化革命中高颂着这条语录投身于狂暴混战，死得毫无价值。
十一、新歌联战
在新疆红二司的旗下有一个极有名的造反组织叫“新歌联战”，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特殊，也好听。他们的战旗上“新歌联战”几个字也书写得漂亮，有形有体。他们的全称是“新疆歌舞团联合战斗队”。
临去新疆时，爸爸让我们去探望他的一个朋友，带一封信给他。那人也是被贬谪入疆的。他的住地正是“新歌联战”的大本营，在一个绿色葱茏的大院子里，房子的建筑都很有特色，像是苏联电影里看到的集体农庄的房子（好像是文联或作协宿舍）。我们没有找到爸爸介绍的人。他的邻居自我介绍叫都幸福（多么具有讽刺性的名字），也是一个不得志的文化人，告诉我们，那人已经回老家了。我和都幸福及另一个邻居刘坚聊了一会，他们说运动之初“新歌联战”十分活跃，也很有影响力。其中都是艺术家、作家。现在“新歌联战”已经不吃香了，这些人在崛起的工人阶级面前很难抬头，多数都当了逍遥派。他们介绍说这里有从内地因右派或犯错误发配来的著名的作家音乐家画家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很想见见这些人，又不知他们都躲在哪里。都幸福问，这么乱，你们到新疆来干什么，我们说，来找我姐姐。他问姐姐在哪，叫什么。当他听说姐姐是刘海燕，说，刘海燕我认识。你和她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海燕的朋友遍天下。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已经无从考究。（我上网搜了一下，都幸福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理事，专业作家。）
十二、找到海燕
我天天盘算着怎么去伊犁。海燕在伊犁的兵团农四师，她是自愿去的，可是从去的那天起，就不能忍受兵团生活和纪律，得罪了层层领导。文革正是一个机会，她被兵团的造反派整得很厉害，被管制，失去了自由。全家人为她日夜操心，寄希望于我把她带回家。
一天新疆大学的朋友到外贸局来，带着一个不速之客——海燕。一见到我海燕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又惊又喜，告诉她这是假的，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我知道爸爸给她发过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这么老实的爸爸都给逼到这个份上了。
收到爸电报，她不管不顾溜出了兵团，顺便偷了仓库一袋菜籽，在伊宁卖掉做盘缠。这更惹怒了兵团，扬言抓住她就要把她打死。正是晚间，我带她到外贸局吃饭。那天正好伙食大改善，传说天山那边的羊因为大雪无处生存，牧民把羊赶下山来，两块钱一只大甩卖。外贸局买了一些便宜的羊，熬了一大锅羊肉面汤，每人油汪汪的一大碗，里面好几大块羊肉，每块都有半个拳头那么大。我吃了一两块，再也吃不下了，肉太肥，厚厚的一层膘。海燕忙说，你不吃给我。她把我的和她自己的肥羊肉都吃了，吃得满嘴流油，香得不得了。不知道她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
不敢让海燕在新疆久留，当下我就帮她弄了一张火车票，送她回了北京。看她离开了这个鬼地方，真为她庆幸，不知道后来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她。
十三、去专县
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因为没收到我的信，爸爸非常不安。信中千呼万唤“赶快回来吧！”又千叮万嘱“千万不要去新疆外县串联，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信中最后说：“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我真是太年轻，根本没把爸爸的话放在心上。继续留在新疆，策划着去外县串联。
红二司派的人都躲起来了，在乌市的工作没法展开，我决定下专区县。倒不是想去发动群众，而是我一直对“下边”极有兴趣，只有了解了下边的生活，才能对中国以及对生活有真正的了解。我打算顺着乌伊公路调查沿线的区县，最终目标是伊宁。本来为的是看海燕，也是被伊犁那个边陲小城所吸引，海燕曾在信中做过那么多描述，她是那么喜爱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下去的时候，海燕已经回京，但我仍然不打算改变路线。
三妹和一个科大学生已经离开，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听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道路被封锁过不去，甚至被殴打，又回到乌市，然后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回了北京。
外贸局的人帮我们联系了卡车。第一站是沙窝，住在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里，这里充满了恐慌的气氛。红二司派的人神色紧张地把我们关在屋子里，急促小声地向我们述说老保的势力有多猖狂，如何制造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们的人被捉去后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夜间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年轻女人家，是新房，刷得雪白，被褥崭新。她的丈夫是运输司机，跑长途去了，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这女人小巧玲珑，是四川的农村人，年龄比我还小，还带着新娘子的鲜艳。她似乎对文革一无所知，只是一个劲地怜悯地望着我说，“好可怜呀。”我躺在大炕上，想的是另一回事。我想，一对小夫妻住在这样一间暖和干净的小屋里，是多么惬意的事，当丈夫跑长途归来，小别如新婚，这小屋里该充满多么浪漫的气息。我突然对这么无尽无休的漂泊产生厌倦，我想回北京了。
十四、革命应该是强者
第二天早上见到高老师，他说这里的造反派太紧张胆小了，昨天夜里把他带到一个地洞里，大家蹲在那里（高的陕西口音说“东在那里”）大气不敢喘，就这样窝了半宿，深更半夜时又说有情况，摸黑偷偷转移到另一个什么地方，一晚简直没有睡觉。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吓唬自己，就像讲鬼故事，越讲越害怕。
我和高老师一起在镇上转转，一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批评此地的造反派。他说，要革命首先就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如果只看到对方的力量强大，自己先胆怯了，那么自己就已经首先把自己打败了。革命者必须是强者。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有道理有气魄，心里暗暗佩服了他几分。联想兰州火车站的夜晚，他确实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小供销社，在里面看到了新疆生产的奶油花生糖，大颗大颗的，有近二寸长，便要买来尝尝。高老师一定要掏钱买，推了半天推不过去，只好依了他。心中十分警惕，怕吃他的多了嘴软。
十五、假领子
下一站是到农一师，就是周恩来曾经参观过的地方，我们在厂部奎屯落脚，此处离周恩来去的石河子不远。造反派在向高老师介绍情况时，我被许多上海女知青围住，问长问短。这些女青年都是高中毕业后由于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而来支边的，在此已经呆了好几年了。算来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她们见了大城市来的人热情之极，对我简直是羡慕和崇拜的样子。她们把我拉到宿舍里，屋子虽狭小，却十分干净整齐，墙上贴着一些小资味道又不过分的小装饰画，床头有饼干盒子，或玻璃瓶子装着各种上海小零食。上海人爱吃零食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女青年的毛衣都是旧毛线结成，但是袖口领口是新毛线，罩上外衣，露出领口袖口，看上去穿的是一件新毛衣。毛衣的领口翻出花色雅致的衬衣领子，其实他们穿的是用带子连接在腋下的假领子。
上海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丢不掉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时我看不惯，心想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还这么虚荣，为谁呀。一两年后，北京也开始风行假领子（上海总是引领中国时装新潮流，北京总是比上海慢上一两年）。那时我已经忘记不屑上海人的感觉，和众多女孩子一样，选择最心爱的花布，自己缝制假领子。我倒不是出于“衣服”常换常新的虚荣心，而是对美的追求。那时我绝对没有勇气穿一件和假领子花色相同的衣服上街，但是露出一条花领子，敢。可怜我们的爱美之心只敢表露在一牙领子上。再想想那些上海女知青她们又何尝不是出于爱美之心呢？生活在边陲，劳动在大田，前景迷茫，还想尽办法展示自己的美丽，让人又凄凉又感动。
十六、农家院女孩
离开农一师时，造反派还送给我们一个大镜框，里面是毛泽东标准像。我们只有恭恭敬敬捧过来，随身带上。我心里觉得抬着这么大一个镜框到处走很不方便。怎么阶级感情越来越少了？
再一天我们到达乌苏，这里也是一派失败主义情绪。造反派躲躲藏藏，老保耀武扬威。看来王恩茂在新疆的统治是很得人心的，尤其是少数民族都站在保王的立场上。按照红二司的话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少数民族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到达乌苏已是夜晚。我们被带到一个小院子里，院里有一间房子，房子旁边还有后建的一个小屋。院子里有个架子，攀援着瓜类的植物，成了一个自然的凉棚。主人是一对母女，家中的男人常年在外面工作。我们谈了几句，他们就把高老师领到什么地方睡觉去了。我住在女孩的屋里，就是正房边上的小屋。想不到这近于农村的地方女孩还有一个与父母住房分开的小屋子，房子十分狭小（如北京地震后四合院中普遍盖起来的“临建”）。放了一张单人床，床架很高，旁边一张书桌。我最喜爱这种小而全的屋子，有一张舒服的床躺在上面看书到深夜，有多么舒服。
女孩床头的墙上，竟然还有一个自制的简陋的书架，里面摆了一些不俗的书。想不到这个农村的女孩还有这般爱好。我浏览女孩的书籍，发现一个本子，翻开看看，是女孩的日记。完全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女孩的生活和思想，我偷偷地阅读了她的日记。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她的日记与我当时充满革命口号和思想总结批判改造的日记截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文革时代的人写的，日记中不断地诉说一个少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朦朦胧胧，非常的小资情调。其中多次提到生活的无趣，生命的无意义，流露着厌世的思想。从日记中看，没有指向具体的事件，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我很惊异于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一个青春女孩竟发出这样的呻吟。她的“真”使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一个人，我对自己有些隐隐地不安。
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女孩。十六七岁，面貌十二分地娟秀端庄，身材修长，皮肤细白。她很有礼貌，但是淡淡的，冷冷的，眉宇间有一丝忧郁。她既没有都市女孩的娇和傲，又没有农家姑娘的俗和朴，气质很特殊。我们很快离开了，没有时间多接触这个女孩，但她的形象及日记中所涉心声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么多年从不泯灭。
十七、在沙湾等车
到了乌苏以后，前面的路再也过不去了。公路各关口被老保把持，二司的司机谁也不敢冒险闯关，再说到伊犁要办边境证，十分不易。我们决定回头，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再单独跟高老师行走了，一路上我总觉得接待我们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在这些偏远闭塞的地方，人们对这样两个游方的孤男寡女更会浮想联翩。
回去时只有去沙湾的车，我们在沙湾运输站一个工人家落脚，等待回乌市的过路车。工人姓索，似乎认识所有过往车辆的司机。他有个女儿十四五岁，叫索新芳，新芳这个名字极为大众化，但加上一个不俗的姓“索”，就令名字很不俗了，由此我也就记住了她的名字，三十多年，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忘了，就是难忘她的。
索家做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车，老索说，当天的车都过完了，只有等第二天。我非常不情愿，一旦决定回去，就立刻觉得归心似箭。老索不想让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露面，把我和高老师安排到一个地窝子里，里面只有一张占了半间房子的大炕。我和高关在一起心里很别扭，我知道他一直有意追求我，但我毫无意思。我躲他远远的，他坐在炕的一头，我坐在另一头，也不和他说话。倒是索新芳一直陪着我玩和说话，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憨憨地没有心机，她也要跟我们上乌鲁木齐她姑妈家。我回京后还给她写过信，寄过东西。
十八、司机和毛主席像
第二天我和索新芳一起在路口等着她爸爸截车，买了一毛钱一杯的瓜子，两人嗑着。终于截到了一辆去乌市的车子，可是车子只能带两个人，高老师让我们俩先走。我和小索高兴地上了车，坐在驾驶舱里。小索挨着司机，我靠窗坐。不久小索要和我换位子。换了座位，我才发现司机在打轮时，右臂有意无意在加大幅度，胳臂正好碰到我的胸口，我也不好意思出声。有办法了，那不是有一个毛泽东像框吗，我把它抱在胸前，你要碰就去碰毛泽东吧。
到了乌市下车，我们向司机道了谢，除了大幅度打轮，司机对我们基本上是好的。临走司机吭吭哧哧了一阵，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把那个装毛主席像的大镜框送给他。我正愁这玩意儿拿不好拿，放没地放呢，乐得顺水人情送给了他，他笑得简直开了花，一个劲地感谢。我心中也有些不解，我差点要把他归到流氓坏人那一类了，他怎么对领袖毛泽东还是那么热爱呢？！
十九、陌路者的哀怨
回到乌市，外贸局的房子已空，科大的人全走光了。我一天也不想多呆，当下就收拾了东西，“办”了一张火车票（以红卫兵记者站的名义在火车站直接搞的票。一两个月后，账单寄到师院附中的革委会，我老老实实付了车票钱68元，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当天就坐火车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不久他就和我聊起天来。其实只是他聊，满肚子的牢骚，听口气像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干部。他讲生产如何遭到破坏，国家财产如何被人据为己有，人心如何江河日下，社会治安如何混乱，人们生活如何艰难……他一口气谈了几个小时，并非侃侃而谈，而是声音低沉的诉说，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焦虑及对现实的迷惘。我没想到在这样的大时代还有人发出这样的哀鸣，心里不完全赞同，但还是安静地听着，因为他是那么忧虑和悲伤，他所说的那些话肯定不敢和他的同事朋友说，只能对一个陌路者发泄一下，而且对象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我听着，渐渐困了，一觉醒来，那人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深夜在哪一站下了车。但他的沉痛忧伤说话口气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二十、法国革命者
回到北京，科大赴疆的战友们常聚会。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做了新疆羊肉抓饭，包羊肉饺子。虽然做不出地道的新疆味道，但还是吃得热热闹闹。我们还和他们从新疆带回来的女孩子一起游览北京各个风景区。
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香山游玩，在鬼见愁上大家合影。上来一个高个洋人，身穿中山装。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们说：“我是法国人。到中国来学习革命。”他很想和我们这些“红卫兵”照一张相片，我们欣然同意。其实只有一个人带着新疆红二司造反兵团的袖章。
照完后我就忘记了此事。几年后我竟从另外一个途径得到了这张照片。
海燕有一个同学华，妈妈是法国人，华在中国长大，常到我家玩，文革后回了法国。在法国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看相册，见到了我们在鬼见愁上的那张照片。她很惊奇地发现我也在照片上，说：“这不是海鸥吗，我认识她。”于是那个法国青年就请她把照片转交给我。几年以后，华回中国，这张照片终于到了我的手里。
世界上总有这么样的巧事。
（本文略有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