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清华大学学生郑楚鸿参加了清华大学“向工农万里长征队”的步行串联。1966年11月28日长征队在天安门宣誓出发，首先走访白洋淀和邢台地震区；然后从东麓爬上太行山，到达林县红旗渠；穿过整个黄泛区，1967年2月7日到达淮河边上的风台县。在72天里用双脚走了三千里路；他们坚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访贫问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听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有关文革前大饥荒年代饿死人的情况。郑楚鸿将这些日记封存了几十年。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而原本只想让红卫兵通过“大串联”把造反之火燃遍全国的毛泽东，可能不会想到串联却见证了大跃进引起大饥荒的罪恶......
1967年1月29日
到达安徽省原墙集（电子地图上查明现为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原墙镇，约在东经115度，北纬33度）。串联接待站的干部说：“皖北这一带，60年饿死了很多人。严重的如太和县，有的村子饿死了六成人；许多村子死一半。”不过，他们强调：“这是下面的干部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搞糟了；毛主席爱人民，知道晚了，才死人。”
编者按：成功的愚民洗脑策略。
1967年1月30日
到原墙集东南三里的腰庄大队蹲点三日。今天上午与大、小队干部座谈，他们说：59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是，丰产不丰收。青壮年都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村里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干部吹牛皮，亩产200斤，但报上去亩产600斤；上面就按报上去的产量统购，交不出粮食来，就派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到60年的3、4月份，就没饭吃了。耕牛没喂的，死光了，连牛皮都吃了；地里的草吃光了，树皮剥光了，老鼠捉光了；饿极了，割路边死人的肉吃。听说邻村有父母将闺女勒死吃肉的。人一个一个先浮肿，然后倒下去，就死了。腰庄的情况算好的，全村98户，400多口人，只死了三成，100多人。
1967年1月31日
今天与房东和几个青年聊天。他们听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回来探亲，将饿死人的情况向上面汇报，中央派人来调查。村里的干部将浮肿的人赶到村外藏起来，派一批干部家属（他们没挨饿，油光满面的）去食堂扫地、排队打饭作样子，糊弄过去了。不过，这批干部很快就露馅了，被法办了好几个。61年，这一带搞了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大牲口、大工具公用，地一起耕、播、收，但分到各户管理、施肥，年终打场一户一垛，超产归己，亏产要赔；劳力多的下死力干，劳力少的可让地（相当于出租），生产一下就上去了。但这种做法被批判了，加上62至64年三年受灾，这一带又失收了。不过，因为在上面挂号了，国家年年派救济粮，保证每人每天有八两口粮，比起60年没饭吃，社员们都很知足，都感谢毛泽东。
编者按：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流传这个版本的“警卫员”故事，像现在的新闻联播。
1967年2月1日下午
我们在一个四面漏风、快塌了的土房里访问一个19岁的姑娘阮海玲。60年，她家饿死的人最多，原有六口人，只剩她一个。她如果不是到外村当童养媳，也活不了。她的亲人，就在路边割死人的肉吃，都死了。婆家对她不好，她逃了回来。她的人很麻木，呆呆的；我们提一句，她答一句；提到父母死、兄弟死，她无声地掉眼泪。
我们住在社员的土屋里，四壁空空。房东的被子又破又薄，上面盖着几个化肥袋。吃派饭时，优待我们，一个烤焦的杂面窝头（不知道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可能有地瓜粉，地瓜叶子，野菜等等），在窝头的洞里放一个大红枣，这就是当地最好的伙食了。
1967年2月10日
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为了与最穷的黄泛区作对比，我们自费坐火车，到无锡附近的乡村，访问了几个村子。
1967年2月27日
回到清华。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