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中的抗暴者

2012-03-28 13:40 作者: 杜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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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肆虐京城。在红卫兵的淫威之下,有没有人反抗呢?

第一批反对者,可能是所谓的“小流氓”。准确地说,是些学业欠佳的学生,或是由于家庭贫寒辍学混迹于社会的青少年。由于文革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已落实到居民委员会,他们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谈不上“横行乡里”。红卫兵杀向社会,首先遭遇的,就是这批人。8月2日,因北京第四十七中学一个学生被红卫兵打了,这个学生的“哥们”,所谓“小流氓”南鹤龄等人进行报复,用刀扎伤了打人的红卫兵,8月13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批斗几个“小流氓”。会后“小流氓”南鹤龄被判处15年徒刑。在他服刑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红卫兵打死。中央首长参加了这个大会,对红卫兵当场殴打“小流氓”的行为没有制止。(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版310页,并可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41页)

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门外发生了著名的榄杆市事件。北京女十五中初中的红卫兵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抄家、打人,将李文波夫妇关在楼上,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在炎热的夏天里,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不堪忍受,执意下楼,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李文波和红卫兵理论,被红卫兵拿棍棒殴打。情急之中,他拿起菜刀试图吓跑红卫兵。以后李文波跳下楼,被红卫兵当场打死。但从这些初中女生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来看,他的反抗只是吓唬吓唬人而已。这一事件却被渲染为“资本家行凶杀人”,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打人杀人热潮。9月12日,李文波的妻子被判处死刑,于次日执行。(王友琴《文革受难者》218页)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在8月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每天被斗、被打。她还竭力检查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没想到,更大的灾难不仅降临到她自己,而且降临到她的家人身上。8月26日,十几个红卫兵闯进她家,不容分说将她的丈夫孟昭江、她的儿子孟毅揪到学校,连同她一起,轮番拷打了一夜。次日晨,又和其他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一起赶到操场上跑步。已经奄奄一息的老校长一头栽下不省人事。她的丈夫向红卫兵跪下苦苦哀求。这当然不能打动这些红卫兵,反而认为这是挑衅,要拿剪刀给他剪一个阴阳头。孟昭江原来是共产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看到亲人受到如此残害,自己又受到侮辱,他实在忍受不了了,就上前抢过了剪刀。这下子惹了大祸。人们喊:“右派分子孟昭江造反了!”“反革命分子杀人了!”马上皮鞭、木棒齐下。已经伤痕累累的孟昭江马上倒在血泊里。这帮暴徒又继续将他反绑四肢,吊在单杠上,棍棒齐飞,将脑袋打破,肋骨打折,血流如注。

郭校长从昏迷中醒来,爬向施暴者,求他们不要再打了。这帮灭绝人性的“革命青少年”却喊:“原来你是装死!”两个红卫兵将她拖到一个污水坑里,把她的头往水里按,将这位老校长活活呛死。孟昭江被公安局作为现行反革命拖到拘留所,在水泥地上躺了两天。第三天才送到医院,在走廊上躺了半天后死去。他们的儿子孟毅是学油画的,被分配到北京分司厅小学当老师。当他的父亲被殴打,母亲被溺死的时候,他被捆在室内的审讯柱上,身上淌满了血,无法动弹。他被继续关押了三天后释放,回到家里,发现家中被抄得一干二净,弟妹们也四散逃命去了。妻子也被迫和他离了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被毁灭了。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直到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版)。这就是他的父亲,为保护自己的亲人的一个试图反抗的动作所付出的代价。

同期在师大二附中发生了一个类似事件。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内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当时十万人大会没有开(可参见《记忆》2009年第一期赵文滔《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中对此事的记述)。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从此精神失常。(王友琴《文革受难者》79页)

以上三个被迫害者试图反抗的例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时发生的。在前两个例子里,“资本家”李文波和“右派分子”孟昭江,如果他们自己面对强权,也许会逆来顺受,甘受杀戮,但是他们在面临亲人受到野蛮对待或濒于危险时挺身而出,予以呵护,从而在最严峻的生死关头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惨重代价。

我们在回顾文革的时候往往感叹于世道的败坏、道德的沦落、人性的丧失,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场一场的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旧维持了人性尊严的人,悲壮的、伟大的,是这些人的生与死,痛苦与挣扎。”(龙应台《让艺术的归艺术》,《读书》1988年6期)

来源:《记忆》第35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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