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3月27日独家报道）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大哥和岳父在家人与他失去联系近两年后，3月24日到新疆沙雅监狱，隔着玻璃见到高智晟。
美东时间27日晚，我打电话给刚刚回到陕北家中的高智晟的大哥高智义。
高智义：“过几天再跟你说，现在不方便。”
记者：“您能肯定见到他了吗？”
高智义：“见了，见了。”
今年1月1日，被失踪21个月的高智晟律师的哥哥高智义，收到新疆沙雅监狱刑事执行科寄给他关于高智晟的“罪犯入监通知书”。一周后，他从家乡陕北赶往新疆，与住在乌鲁木齐的高智晟妻子耿和娘家三位亲人同行，10日赶到沙雅监狱要求探视高智晟，狱方说‘现在是三个月教育期，三个月后，表现好家人就能看，不好就不能看’。第二天家人再次前往求见，在监狱十几公里外一个检查站被拦阻。
高智晟的太太耿和是25日得知家人24日到沙雅监狱见到高智晟的。
耿和于3月26、27日两次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谈她陆续得知的消息。
26日记者采访耿和——
记者：“我近些天打不通高智义电话，总是忙音，您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耿和：“在这之前我也是一直打不通。昨晚打通了。他说，他去（沙雅监狱）看了，看着人是他（高智晟），看着还可以。但是他（高智义）说（当局）不让往外讲，一旦往外讲了，就阻止他们下次再去看。”
记者：“对话了没有？”
耿和：“我没问到这么多。因为说了以后，好像当地警察跟着，就不让他接电话。不仅不让他接，全家人都不让接，就为了这次答应让看（高智晟），给的这个条件。昨天等于是见完了，电话里才说。然后我要再多问，大哥说‘我现在要走了，等我回去再说’。我估计正在往回赶的路上。”
记者：“您娘家的人有没有去？”
耿和：“大哥说，我爸爸去了。”
记者：“你爸爸那边电话能打通吗？”
耿和：“打不通。我爸爸就有个小灵通，离开乌鲁木齐市（家所在地）就打不通。他回去估计能打通，没准要到明天了。”
记者：“探视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
耿和：“周六（24日）的中午。我问‘办了一些手续吗？’大哥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让说，什么都不让做，什么都不让带。这回我就看看是活是死。’”
记者：“见到人了，还不让对外说，您觉得正常吗？人好好活着干嘛需要这么保密呢？”
耿和：“当地公安局不让讲嘛！去之前保了很长时间的密，不让家里面讲。说讲了就取消见面机会。一直熬到昨天。哎呀！真是。”
主持人：“为什么不让对外讲呢？”
耿和：“谁知道呀。就觉得是不想让外界知道，要么怎么当地佳县、榆林公安的一起过去。我问‘下次给咱们啥时间（探视）了没有？’大哥说‘什么都不能说。这次就看是死是活。等回去再说。’”
参与过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的维权律师高智晟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曾经三次发出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005年11月，他出任主任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
2006年8月15日被警方绑架。12月22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回到家中。2007年9月高智晟再遭抓捕，获释后传出他的文章《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自述受到包括用牙签插入生殖器在内的酷刑。
高智晟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人权奖。
2009年2月4日凌晨，高智晟当着亲人面，被警方从陕北老家绑架。
2009年初，高智晟的妻子儿女逃离中国，后来被以难民身份安置到美国。
高智晟被警方从老家绑架后，有关他的情况，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警方和其它方面的说法种种不同。直到2010年3月27日，外界一直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当年3月28日，网上突然公布高智晟电话号码，外界可以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十天后，外界再拨打这个号码，停机。高智晟律师再次失踪。
2011年底在他五年缓刑即将期满时，新华社12月16日发出英文短讯，称高智晟违反缓刑规定，已被送回监狱执行原判三年实刑。但是，在当时和之后两周内，没有关于高智晟在哪个监狱服刑的消息，家人也一直没有看到裁定书，没有得到什么时候可以探视的通知。报道没提及高智晟违反了什么规定，也没有提到过去20个月里，高智晟一直处于再次被失踪状态。直到今年1月1日，高智义收到沙雅监狱寄来的关于高智晟的“罪犯入监通知书”。
27日记者再次采访耿和——
耿和说打通了姐姐的电话，姐姐转述父亲所讲的见面经过。
耿和：“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半小时见面，隔着玻璃打电话，我姐说，看着皮肤有点白……可能不见阳光吧，胖瘦也还可以。别的看着也就那样，说不出特好也看不出坏的地方，就觉得还行。
我爸爸和他讲了有十分钟。他挨着问，问我爸爸、我姐姐、我妹妹……好不好，让我们照顾我妈妈。把这些问完，十分钟就到了。又问我爸爸身体好不好，我爸爸说‘见到你以后，我就身体好了’。高智晟就哭了。
（我姐姐说）我爸爸讲……他大哥和他讲的时候，我爸爸些听不太明白（口音），反正就是问家人这个好，那个好的一些事，然后他大哥就哭得不行，卫生纸（擦眼泪）……我爸爸赶紧捡卫生纸、给收拾。
他们讲话的时候，警察也在。我问‘有几个警察？’，我姐说我爸没说。
不知是我爸还是大哥问‘你需不需要钱？’高智晟说‘需要’。家里面就想多留，高智晟说‘一个月只能留六百，一次只能留六百’。我爸爸就放下了六百块钱。”
主持人：“他是坐着还是站着？”
耿和：“坐着。有人看着。”
主持人：“您觉得都是可信的吗？”
耿和：“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主持人：“您觉得是大哥多说，是受到了威胁，还是他自己害怕？”
耿和：“我估计是大哥受到了威胁。因为他出门就没有给我家打电话，我家人很着急，光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开机，我爸爸一见就埋怨他，大哥就低下头，小声说‘关机了’，问他为什么，也不吭气。我爸说，他可能有事挺为难的不能说。”
主持人：“他大哥会不会因为漫游电话费太贵不开机？”
耿和：“不是。警察跟着的。第一次去（沙雅）他大哥住在我们家（在乌市）。第二次我爸让他住在家里，他说‘还有一个人（警察）呢，我要跟他住’。他大哥就没跟我们家人在一起。但我不知跟着去的警察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从家里得到的消息是两个警察，一个佳县的，一个陕北榆林地区的。”
主持人：“这个情况，您怎么考虑？现在是什么心情？”
耿和：“我的心情很沉重，虽然家人看见了他，我的心情没有轻松。我觉得有好多疑问。为什么把他搁在那儿了？他做了什么？什么时间是个截至？
我们家人说‘措手不及，让你去了。一进门，旁边警察就宣布不能讲这个，不能讲那个’。我说‘都不能讲什么？’我姐说我爸没记住。
我不知他们（警察）的威胁是什么程度，不知铺垫了下一次见面的渠道没有。
我也没踏实，就觉得，为什么呀？出了什么问题了呀？我一直没有踏实，一直没有轻松过来。高智晟没有错，他应该尽快自由，应该立即释放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