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六日王立军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到现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高层内讧危机的各种消息在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从表面上看，有许多人认为这场斗争仅仅是第四代核心的和谐模式与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之间谁将占上风的路线危机；是一场发展模式的危机；或是一场谁能入主中共十八大的权斗危机。
但实际上，这场危机所真正体现的，却是胡温从上台第一天起就从中共体制内所继承的所有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其中又与镇压八九年六四民运和镇压法轮功这两者的关系尤为直接。对六四的镇压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毫无平等可言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深刻的平等危机。而镇压法轮功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深刻的道德和信仰危机。社会平等危机和道德信仰危机，是胡温在中共现行体制下无法逾越的两大危机。
镇压六四民运所带来的平等危机
众所周知，胡温之所以高调提倡“和谐”，是因为中共“白猫黑猫”式的实用主义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这种差距所带来的重重社会矛盾和极端的不和谐。而重庆模式则是中共左派尝试解决这些矛盾与危机的选择。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和谐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的关键，是采用何种方式去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或路线之争。
换而言之，如何实现社会平等是模式之争的核心。本来，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就是平等，就是“等富贵，均贫富”的乌托邦式的平等。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个乌托邦梦想的破产。现在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 “摸着石头过河”和“让资本家入 党”的猫论模式会造成如此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先让我们来看看西方国家所讲的自由平等中的平等的涵义。让我们一起来回答以下这个问题：“我和我老板的儿子能平等吗？”
如果您是一位没有富二代背景的穷留学生，从中国到美国留学拿了博士学位。有了学位之后工作四十年退休，以平均二十万（偏高估计）的年收入来算，您这一辈子大概总共能赚八百万。可是您的老板的儿子还在娘肚子里，人还未出生他的老爸就先给他开了一个一千万的私人户头。请问：您与您老板的儿子之间平等吗？更有甚者：您可能是公司里最能干的人，公司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出于您的谋划和运作。可是有一天老板去世了，老板的儿子才二十啷当岁，没有任何贡献就当了公司的总裁，成了您的上司。请问：您与您老板的儿子是否平等？
如果您觉得您和您老板的儿子之间是不平等的，那只能说明您脑子里的共产基因还没有清除干净。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您和您老板的儿子之间并不存在不平等的问题。您的老板完全有权去支配他的公司和财产，这是一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根本就不涉及是否平等的概念。
那么西方社会平等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从经济权利上讲，主要是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也就是说：您的老板有权决定如何去支配他的公司和财产，这是他的私有财产权。而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时所支配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是官员们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政策就必须给所有的纳税人提供一个均等的致富机会。
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才是西方观念中经济权利的平等。
当然这种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平等必须建立在基本的政治权利之上：民众手上有选票，才有可能监督官员制订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
明白了西方的平等观念，再反回去看八九年的六四民运，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当年对六四的镇压会造成今天深刻的平等危机。邓小平提出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利用公共政策上的不平等让官员和官员的亲戚朋友先富起来。这就是典型的公共政策上的机会不均等。而六四提出的口号是：反官倒﹑ 反腐败和要民主。这个口号恰恰是要求用公民的政治权力去保障公民在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可惜，这个诉求和那些在天安门绝食的学生一起，被惨无人道地辗碎在中共的坦克车履带之下。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六四枪响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终于不得不为六四镇压付出代价，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今天巨大的贫富不均。根据社科院的内部统计，象征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和谐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问题是，中共连体制内嚷嚷了十几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化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实现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而没有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又如何能减少贫富差距，达到和谐？至于以薄熙来为代表的重庆模式，则不过是中共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现代迷你版，历史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今天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并不是表面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人人都想富，人人都爱富，为什么要仇富呢？中国人仇的不是富，而是官，是官权和特权所造成的公共政策上的机会不平等。而这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则是中共体制。毫无疑问的是，胡温要想实现其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就不得不重新回答六四民运的一系列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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