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六日王立军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到现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高层内讧危机的各种消息在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从表面上看，有许多人认为这场斗争仅仅是第四代核心的和谐模式与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之间谁将占上风的路线危机；是一场发展模式的危机；或是一场谁能入主中共十八大的权斗危机。
但实际上，这场危机所真正体现的，却是胡温从上台第一天起就从中共体制内所继承的所有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其中又与镇压八九年六四民运和镇压法轮功这两者的关系尤为直接。对六四的镇压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毫无平等可言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深刻的平等危机。而镇压法轮功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深刻的道德和信仰危机。社会平等危机和道德信仰危机，是胡温在中共现行体制下无法逾越的两大危机。
镇压法轮功所体现的更为深刻的道德和信仰危机
和谐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所暴露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道德问题：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是道德的？
试想：如果和谐模式与重庆模式的争论中不存在道德的因素，而仅仅是为了让生活在中下层的民众有更多的医保教育和生活开支，那么许多人不免想到：如今是“千年盛世”（官媒宣传常用词），国家在医保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多花些钱不就解决了？但如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超过一半以上的财政开支都是靠拍卖国有土地来解决。靠卖地来发福利，能持久吗？地方政府不行，那么中央呢？“千年盛世”的国家政府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去年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政府每年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开支一万九千亿，占行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这还仅仅是目前公开出来的数字，相信实际开支要远远更高。再加上每年官员装进个人腰包的贪污公款的数量，中国老百姓每年辛辛苦苦创造的GDP有多少被官员们贪污腐化掉了？为什么这些钱就不能用在医保教育和社会福利上？
这就是经济发展中的道德问题。胡温之所以要高调提和谐，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极端不和谐。而不和谐的原因，是因为让少数特权阶层先富起来的发展模式没有可以依赖的道德基础。任何缺乏道德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至于“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则实际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以掠夺民营企业为手段的杀富济贫和杀富济贪，这种模式不仅仅是不道德，根本就是不人道。
问题是，道德又从何而来？或者更具体地问：在一个以“白猫黑猫”为核心的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党的官员们有什么理由将用于贪污腐化的钱去用于民众福利？官员们的爱心从何而来？从雷锋那里来吗？中国社会之所以学雷锋学不起来，就是因为官员们自己首先不学雷锋；而官员们之所以不学雷锋，是因为雷锋是所谓“共产主义道德”的榜样标准。今天的官员们还有几个信共产主义呢？连信仰都破产了，谁还会去学雷锋这个破了产的道德榜样？
但道德榜样与道德标准确实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讲的博爱是建立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传统道德则是建立在对释道儒的信仰之上的。道家重真；佛家重善；儒家则是重忍---以仁爱为目的的忍。用孔老夫子的话讲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忍。中国传统文化释道儒的精髓就是：真﹑善﹑忍。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您坚定不移地相信真善忍，您会被送进监狱和劳改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多年里的遭遇，就是铁一般的见证。
江泽民从一九九九年起一手主导的对法轮功的镇压，使中共的整部国家机器都站在了真善忍的对立面上。试问，那些每天镇压真善忍的官员们能将他们用于贪污腐化的钱财吐出来用在民众的医保教育和社会福利上吗？对真善忍信仰的镇压不仅进一步破坏了早就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中华文化，更进一步彻底毁灭了政府机构的一切道德底线。可以看到的是：所有直接参与这场迫害的政府机构如公检法三大机关，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都是腐败得最快的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警匪一家就是许多地区今天治安状态的真实写照。
试问：一个镇压对真善忍信仰的政府，哪里来的道德基础？而一个没有道德基础的政府，又怎么可能制定得出符合道德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危机背后更深层次的信仰危机。
许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物质成果，却完完全全忽略了中国社会为之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孔老夫子曾说：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大赉是周朝立国的一份基本文献。按照这份文献中的思想，我们的老祖宗认为：好人才是社会的财富。一个国家的好人越多，这个国家才越富有。反观过去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唯利是图；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不择手段；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商品和越来越多的有毒食品上市；而与此同时，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却要劳改收监。经济越发展，好人越少。那么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岂不是经济越发展，国家却变得越穷了？
现行体制下无法逾越的危机
和谐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深层次的平等危机和道德信仰危机。从根本上说，两种模式之争所体现出来的，是日暮途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最为根本的社会制度上的危机。
无论中西，传统的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信仰与人道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信仰与人道的关系体现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上就是天道引领人道，而人道则作为天道的延续而存在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蕴。中华传统文化讲的道德是指天道和人德。失去了天道的基础，人德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了对神的信仰，整个中华文化的大厦就会彻底丧失她的精华和神髓。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及共产党既没有对天道的信仰，也不讲基本的人道。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相继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同时站在了天道和人道的对立面上，所以它既不能容于神，也不能容于人。而基于同样的原因，不论是和谐模式还是重庆模式，都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下为中国社会找到一个合乎道德的和谐未来。
至于平等，只要中共继续凌驾于宪法之上，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继续留在中国的宪法之中，民众就不可能监督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就不会成为可能；官民矛盾和贫富差距也就无法解决。
综上所诉，在现行体制之下，胡温是无法解决社会平等和道德信仰这两大危机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既知共产运动穷途末路，又何必挂羊头卖狗肉，继续那击鼓传花交接危机的营生？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危机，应该说胡温并不是始作俑者。中国时局所面临的难题，解决的方法也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二零一二，正是中国巨变的前夜。胡温仍有机会为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也为自己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胡温手上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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