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金庸小说的人一定对“全真七子”不陌生，其实“全真七子”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与金庸小说里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全真七子”并不是武学大家，他们出身豪门。
王重阳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道教重要派别全真教的创始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据说因为他喜欢陶渊明，便改名知明。又因与陶渊明一样喜爱菊花，而菊花在重阳节开放，便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
王重阳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金人入侵，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青年时代，他“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曾于天春年间应过文、武试，得中文、武双举人，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但由于南宋政权孱弱，舍弃广大北方人民不顾，苟且偏安，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
抗金失败后，王重阳掘地穴居，称之“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书云：王害疯(王自称疯子)灵位。七年后，王重阳走出活死人墓，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东至今山东东部传教。在宁海(今山东牟平)讲道时，他对被宋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弄得丧失人心的传统道教进行了改造，创立了全真教。在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王重阳举起全真教的旗帜，为的是留住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保存于宗教社会、民间社会。这实属无奈之举。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过程中收纳了许多弟子，其中又以马钰(丹阳子)、丘处机(长春子)、谭处端(长真子)、王处一(玉阳子)，郝大通(广宁子)、刘处玄(长生子)和马钰之妻孙不二(清静散人)七人为翘楚，人称“北七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真七子”。
王重阳死后，全真七子在北方广泛传播全真教，并且各立支派。即：马钰遇仙派、丘处机龙门派、谭处端南无派、刘处玄随山派、郝大通华山派、王处一嵛山派、孙不二清静派，这其中，又以丘处机及其龙门派影响最大。
丘处机曾觐见成吉思汗
丘处机(公元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是道教龙门派的创立者。在《射雕》中，丘处机武功平平，但在历史上，丘处机的名声颇大，这不是因为武功，而是因为他通过自己对蒙元统治者的影响，拯救了无数的中原百姓。
在金、宋、元交替时期，以诗、医、道三术而名满天下的丘处机，是各方拉拢的对象。在先后拒绝了金、宋皇帝的征召后，他于1220年，不远万里，远赴西域昆都斯(在今阿富汗)，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丘真人之行的目的何在?且看看他出发前赠给朋友的一首诗——“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显然，丘道长不远万里，为的述是中原百姓免受屠戮。
当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术时，丘处机不像通常道士那样怂恿成吉思汗炼丹求仙。而是坦言，“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一代天骄毕竟是一代天骄，虽然心中无限失望，但成吉思汗没有责怪丘处机，反而对他的坦诚极为敬重。在丘处机逗留期间，成吉思汗给他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军务闲暇的时候，成吉思汗还经常向丘处机求教养生之道。
凭虎符玺书挽救黎民苍生
一年之后，丘处机自北印度回归中原。虽然当时战事频仍，成吉思汗还是派出五千骑兵护送。为了表达对丘处机的尊崇，成吉思汗赐丘处机虎符玺书(在帝王的习惯上，这等于封王封侯)，号神仙，封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
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师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到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候，继丘处机执掌全真教的弟子尹志平，还凭借丘处机留下的虎符玺书，庇护了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在国难当头之时，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挺身而出，承担了存续文脉的工作，并尽己所能保护百姓，这种贡献，只能用功德无量来形容。此外，有人认为，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为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