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悔恨、母亲的母爱与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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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大轰黑五类离京，在锦州部队工作的三姐来信说，父母不属于黑五类，不能走。父亲姚剑鸣1948年随国民党110师师长廖运周（地下党员）“起义”，“解放”后被安排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退休后获准把户口迁到北京与儿女一起生活，哥哥所在的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还给父母分了房子。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北京开始出现打死人的情况。一天，双臂被打得又红又紫的哥哥从看管室溜出来，偷偷来到大姐家，劝告暂住在那里的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单位，说原机关的人最了解父亲，不至于拿他的历史随意做文章。母亲想了想，默默点头同意了；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端起一个方凳，极为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喊道：“我走！我走！我连累你们！”我们只有沉默。

当天晚上，我和哥哥必须赶回机关接受批斗，母亲拖着她那患小儿麻痹症留下的跛腿，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她抚摸着哥哥的伤臂，从容镇定，真情、坚决、清晰地说了一句话：“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么会冒出这句无头无尾的话。我们心里有些难过，可绝没想到这句话就是她决心勇敢坦然地面对厄运的最后遗言。

次日，父亲执意要回农机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竟一去不复返。他被居民委员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扣住了。父亲不回来，母亲急得一夜没睡好。次日早晨天一亮，母亲坚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复返。下午，我给大姐打电话，问父母的情况，她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大姐告诉我，她给母亲住处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公家的电话），不是邻居喊“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委会的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电话。一定是情况不好，大姐不要我回母亲处。

过去每到星期六，单身的我都回家陪伴双亲过周末。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六，我却有家回不得了。后来父亲说，当时在鞭抽棒打时，他和母亲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担心小女儿这时回来。晚上，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苦熬着。突然，在部队工作的另一位姐姐身穿军装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告诉我们：她刚回了农机院宿舍，一进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正在开斗争会。红卫兵没有拦住这个穿军装的女军人，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严肃而坚决地告诉她：“赶快走！赶快走！”

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极可能是在斗争会上。我们三姐妹在焦急中从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想等哥哥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这个大问题。哥哥应该设法再从看管室溜出来与我们商议，可是，又是一整天，从早到晚，不见哥哥的影子，父母那边更是渺无音信。我们心乱如麻，又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农机院的两个红卫兵押送给外馆中学的红卫兵，脖子上挂“反革命分子姚监复”的大牌子，与被打得背无完肤的父亲分开接受残酷批斗。半夜12点，农机院的红卫兵乘卡车来，看哥哥还活着，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这样的一天，他怎么还能见我们？　　

星期一，我必须去机关上班，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在批斗大会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故，匆匆向家里赶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妇女，看上去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夫人。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脸色痛苦异常，这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心。

奔上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厕所对面父母住的那间小房间门外。一个身穿旧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房门口的小凳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后，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进屋一看，我的心像刹那间被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三姐从苏联带回的手风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从书报到衣箱，从我放在父母处的每月工资的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满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碎、被打烂、被砸坏了的东西，我的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15平方米更加凌乱、更加凄凉、更加沮丧、更加惨痛的地方。

我的哥哥、姐姐都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拣着，我也随着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践踏、蹂躏过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着。我们不敢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神，怕充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怕哽咽在喉咙里的哭声哇的一声爆发出来，都低下头来凝视地面。我们翻出父母和参军的姐姐们的半张军装照，盯着我们的红卫兵立即把它抢过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们又从乱纸堆上发现父母的半张信纸，红卫兵又夺过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纸。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可能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从那天以后，一看见这种类型清秀的脸庞，我就会想到难忘的那15平方米地面，心中不自主地涌起一种要呕吐的感觉。

这位可能是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我的母亲）死了，现在第六人民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证实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但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低下头，翻弄着地下的破碎纸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强忍着，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胸前挂着“反革命分子姚监复”的大黑纸牌子，立正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农机院红卫兵监押着。哥哥没有失去冷静，他似乎忘记了脖子上黑牌子的分量，眼睛盯着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向他们报告死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这位清秀的女孩，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

母亲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质疑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当作是去派出所销户口的书面凭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把它送给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到这间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拨开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又费很大劲用酒精分开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父亲背上几道深达1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父亲不喊疼，只关心他的五个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么样。我们嗯嗯应着，把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慢慢躺下。

父亲不知道自己多长时间只挨批斗没有进食了。我们给父亲买了一些点心，他没有心思和胃口吃，而是反复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模棱含糊地告诉他：“姆妈在第六医院。”父亲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断喃喃自责：“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接受批判，无法自由行动，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然后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从未经历过人生的重大变故。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恶狠狠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红卫兵的答案说：“高血压。”他说：“嗯。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跟在旁边走，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母亲穿着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留下几绺长发，被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生前是那样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的最前面；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停尸房的那个恶老头儿站在我面前，气势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几天来的低声下气，跳起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去问谁？”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变成像一只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野兽。恶老头没料到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嘴里不断咕哝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

我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没有亲人陪同，母亲孤独地被运到火葬场。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运尸车远远驶去后，我立即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想最后见父亲一面——这果真是最后的一面。在月台上，我找到去武汉的列车。父亲已坐在车厢里，他傍着窗口，低声地亲切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已经绝望，已将他自己作为父辈的保护之责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强忍着泪，默默地点头，凝望着他。

车窗外，我们旁边，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像我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的一对落难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孙子孙女来送和我的父亲一样被轰出首都、遣回原籍的爷爷奶奶。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没有来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击。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天涯沦落人，都在强忍着眼泪和哭泣，都有无数想说、要说的话，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说。

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我在车窗外对父亲喊：“爸爸，保重——”我随着慢慢驶离站台的车厢向前走，死劲盯着是生离但不愿是死别的父亲的眼睛。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闪着惊恐、胆怯、忐忑不安和为我们担心的神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的印象。

走出火车站，我赶回那间似乎已被千军万马报复扫荡过的15平方米的小屋。这里曾是我的父母亲住了3年的温馨、亲切的自己的家，现在，我孤单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废墟之中，悲愤、帐惘、茫然……我不期望还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

小屋散发出阴冷、混浊、悲惨、凄凉和恐怖的气息，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在毒打、逼供时的母亲。她宁死不屈，绝口否认她是特务之类的诬陷之词。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母亲忍受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整个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都拿不出一句母亲招供的话来打击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护全家免遭最恶毒的毁灭性的打击，挫败了企图从66岁老妇人承认是特务打开缺口，再炮制星期天与子女聚会是“布置特务任务”的恶毒计谋。她只是一个善良、纯洁、普通的小学教员，像普天下爱护子女的母亲一样，教育儿女从小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洁的莲花。

　　
我不敢在这间失去了温情，却充满了杀机与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环顾四周，还有一件血衣和一个破木盆是没有被完全撕烂，砸碎的。这件从父亲身上用酒精与伤口剥离开来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没有胆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不论谁再开门走进来，或者任何人走过这间房门口，都会看到这件血衣，都会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后，我提起扔在墙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永远离开了这间终生难忘的小房间。它是母亲从南方带到北京的红漆脱尽了的一只旧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家具。　

　
回到大姐家，我把母亲用过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边，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脏又疲倦的脸。我抬起头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那张毫无表情的麻木面孔，从我的眼光里又看到与母亲死别、同父亲生离也或即为死别的悲痛情景，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两肩不停地抽搐，强忍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妻子已不在人间。抱头痛哭一场后，父亲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老家。老家屋后的小山上，长眠着我们的祖母。

在寂寞、孤独、胆战心惊中，父亲无时不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仍在被批斗、下放和不断接受再教育的5个子女。他终生自责：“是我害了你们！”“30年代白色恐怖，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在我们帮助下逃出南京虎口的党员对我说：‘你的孩子多，加入组织危险，不入党也能做很多工作帮助党。’但是，最后我还是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为共产党）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中，农机院专案组的两个人，不远千里找到大别山脚下的小村庄。他们告诉父亲，他唯一的儿子，因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本人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批斗。父亲终于被压垮了！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与悔恨中，父亲自缢身亡。

多年后，哥哥在老家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的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祭品，奉献给父亲和母亲的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已经60岁、年龄与当年回老家的父亲相仿的哥哥的微秃的头顶，深情地盯着哥哥的眼睛，不断地说：“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老姑妈极为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父亲和母亲一样，没有为我们五兄妹留下任何遗言和遗物，也没有一个子女能在父母遗体前放声痛哭或低声抽泣。但愿有天堂，使先后离开我们的父母在那里相会，互相照应，忘却那不公正的痛苦的人间岁月。

来源:《黑五类忆旧》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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