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王丹等人4月6日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以各种方式允许他们回国的同一天，竟然也是89学生运动的导师方励之教授在美国流亡22年后，在他的寓所猝逝的日子。方教授以此最后提醒中共当局，六四平反与让流亡人士回国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
这个问题的敏感，也在于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必须向国内民众与世人表白，他们与薄熙来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涉及改革还是复辟的大是大非问题，尤其要说服自己的民众，“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不可行；然而在“维持现状”也行不通时，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
然而中共的政治改革，从1980年代初期到现在，都无法取得真正的进展，六四后还出现严重的倒退，例如党政分家、权力制衡都被否定了，对言论的箝制也加强了。现在再空谈改革，已经争取不到民心，非得拿出实际行动出来，才能取信于民，表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的主张比薄熙来更符合民心。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网禁松动的情况，尤其是人们最关心的六四网禁。
然而网禁的解封出现犬牙交错的形势，时开时关，让民众无法相信当局的诚意，甚至怀疑是不是“引蛇出洞”。因此薄熙来所作出的讨好民众的一些骗局还有一定市场，因为没有真正的改革可以比较。
因此人们就要探讨网禁的松动怎么会时起时伏，这种情况，应该有以下几个可能：第一，当局只是讨好民众的短线行为，所以不可能持久的开放网禁；第二，中共两个司令部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会有反覆；第三，当局决心开放，但是心有恐惧，所以先进行试探，开开关关，以便社会慢慢适应，避免冲得太快带来震汤。然而方励之教授的逝世，可能迫使中共当局加快做出到底要不要改革的抉择。
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之死，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冲击导致社会变革。从中国的现代史来看，1976年1月周恩来的死亡，带来“四五”天安门事件。毛泽东9月的死亡，又带来10月政变逮捕“四人帮”，宣告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的到来。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带来八九学生运动而出现六四大屠杀，从而出现中国政治上的倒退。
也许，方励之的地位没有上述几个重要，尤其是后期影响力也下降一些，但是对目前敏感时期的中国社会与党内斗争，也会带来一定冲击与影响，所以再次出现网禁，就是表明当局内心的不安。但是如果当局真有改革的意图而不是玩假的，就应该正视问题，放开讨论，听取民意，根据民众的要求，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再度像八九年那样，对民意进行流血镇压。政治上的严重倒退带来官僚的严重贪污腐化与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汤不安，“维稳”是越维越不稳，哪怕花上天文数字的经费，还出现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4月9日发表的社评，竟批判方励之“挟洋自重”，从事对抗活动，最后“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
是 “一事无成”吗？当然不是，方励之在他的天体物理学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成就，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否则怎么可能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到逝世为止？而且方教授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时发表评论与看法。2010年他还到奥斯陆，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大会。至于“被人遗忘”也不是事实，是中共害怕民众知道他而长期将他的名字作为敏感名词封杀，为此在他逝世后，网友也只能用“方校长”等来避开网路检查。
《环球时报》发表这样的社评，也许是某些人继续维持高压统治的做法，不过也得感谢《环球时报》用批判的方式让“方励之”这三个字在中国重见天日。
方励之教授以自己的性命对中国的专制社会做一次最后的冲刺；也希望中共领导人不要辜负方教授的遗志，珍视这个危机就是转机的时刻，让中国走出黑暗的怪圈，创造出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