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娴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信念的幻灭。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我远远地见到了梁慕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她是香港媒体上的话题人物，是她言之凿凿地称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倘若你对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稍作了解，似乎很难反驳这观点。
她已经72岁，齐耳的银灰短发，语调温和，还有着某种羞涩，讲过一段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唔好意思，我讲的唔好”，似乎对于自己的写作与演讲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问起她对梁振英身份的质疑时，她又有特别的自信：“我是共产党党员，所以我知道。”
她自从1974年来，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与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信念的幻灭。当林彪的飞机坠落在蒙古时，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
16岁尚在香岛中学读书时，她就加入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个社团成立于1949年，它缘起于一份叫《学生文丛》的杂志。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陈哲民，他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在他的父亲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抛弃后，他仍是一名坚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电影人廖一原担任主要编辑。这份杂志在1949年开始它的读者会，一位叫司徒华的中学生用积攒的10元钱成为股东之一。刊物停刊后，他们把读者会改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为主，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机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出于一种单纯的信念，梁慕娴被中国共产党所吸引。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共产主义许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魅力。歌咏团、联谊社、剧团、读者俱乐部迅速涌现，很多青年人沉浸在这浪漫的集体情绪中，他们学马列主义，唱苏联歌曲，读毛主席的讲话，期盼回祖国读书，建设新中国。
她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的女儿，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一个哥哥受到爱国情绪的鼓舞，北上参加解放军的干部训练营。而她则进入了左派的香岛中学读书。都把她引入这条道路。不过，她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特性，她对于学友社最初兴趣来自于她的文艺抱负。
他们排练《林冲夜奔》、主办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讲座，演出芭蕾舞剧。这也多少与浪漫情绪有关，她记得第一次与上级组织“接关系”的兴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她穿上最喜欢的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见面是有暗语的，而地点则不断更换，充满了冒险感。
也是在那次接头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条战线：工运战线、教育战线、工商战线与新闻宣传战线。香港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交战的前线，深圳河像是亚洲的柏林墙。它也像是另一个卡萨布兰卡，各方都在其中寻找自己所需的情报。共产党的中国、台湾的国民党、英国的殖民者，他们都试图在这城市获取更多的支持。这个城市一面奋力地成为工业之城，应对一浪接一浪的难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娴成为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时。这是颠簸、兴奋与残酷的12年，她不仅分享了所有的梦想，也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残酷斗争，她的一切理想与生活，乃至于婚姻，都与共产党组织相关。
多重的矛盾、极端力量就这样作用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在这个大多是理想主义青年构成的社团里，初来者都享有集体温情，在社团里，生活上、思想上、恋爱上都有人关心，也可以发展个人兴趣。但同时，告密者又无处不在，从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们把这些交谈定期向党汇报。
他们奉中国大陆为乌托邦，秘密去国内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毛主席故居参观，紧跟国内斗争局势，在香港街头撒传单，挂布条，上街游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甚至推崇无意义的暴力。一种强烈的狂热支配了她，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利益，一切个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每个人都必须都党忠诚不二。
他们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却又自觉成为了革命教条的奴隶。因为这刻意的蒙蔽与自我蒙蔽，他们对党的黑暗一面浑然不觉，他们不仅自身容忍这种黑暗，还把自己的朋友引入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与理想的名义。
阅读这本《我与香港地下党》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香港长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眼前。在书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们单纯、朴素、充满朝气，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将遭遇幻灭。火红的六十年代之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香港社会，它是一个进步时代，一个积极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将表明困扰香港的种种社会疾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而不是引入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而对于心向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来说，却是一连串心碎与神伤。倘若林彪的坠机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么五年后的四人帮的倒台，则消除了所有可能幸存的幻像。共产党不仅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而且是充满了致命的缺陷。
这些单纯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来偿还青春时的盲信，再未能从中复原。我怎么也忘不了梁慕娴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启蒙者，一名地下党员，接受党分配的各种任务。但当1982年，梁慕娴再度见到他时，发现他“目光迟钝、精神不振，很少说话“，再过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当梁慕娴拿出回忆文章给他看时，他竟连读的勇气都没有，他希望从抹去所有关于共产党的记忆。还有那些完全无名的追随者，在六七紧随共产党的人们，他们收入与社会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来创造新生活。却不知，他们连昔日的生活也丢掉了，有的还家破人亡，失业的他们只能靠开小巴为生。
比起他们，梁慕娴是一位幸运者。她不仅安然地活下来，还顽强保留这些痛苦记忆，她不仅反思它，还要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动脱离共产党13年后，香港回归了中国。而她吃惊地发现，当年那些残酷、令她唾弃的机会主义的党员，在这个新香港中权力显赫。那个在1967年的骚乱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30年后则可能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港人治港”可能变成了“党人治港”。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而且迫切的要发出声音，提醒香港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香港人被天安门悲剧所震惊，对于共产党保持着警惕与怀疑，但她相信，只有她这样亲历者，才会真切了解它的可怕性。她担忧香港人，被共产党的言辞蒙蔽。
自1997年起，她开始写作回忆文章。文章大多发表在《开放》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连串反思的行列，他们都曾是热忱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些内部的叛变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她的行文仍带有青年时代的特性，充满了大字报式的大声疾呼，充满义愤的比喻，连她的笔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经过文革的人读到，必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典型的叙述是，“地下党像一条大毒蛇，钻伏在地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销恶毒的专制主义。谁知道，自由却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也照得毒蛇无所遁形。”
她的叙述似乎越来越急促，从青年时代谈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简单化的逻辑和粗糙的行文，你无法怀疑她感情的充沛与真挚，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对的。她提起的那些细节，是我这样生活在内地的人都不甚明了的，事实上，在深受其害的内地，它也同样是被埋葬的记忆。
我怎么去理解她的幻灭？我们从未全身投入什么，遗忘自我，认定自己献身于更大的历史潮流。此刻，我们感到党的影响力的巨大，却不知该怎样理解它，看起来，我们获得的自由要比从前多得多，但同时，你的确也感到压抑与恐惧仍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忘记了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身处边缘的人们，常有更敏感的观察。
倘若那个令人惊恐是比喻是对的，这条仍神秘的巨蟒，其实从未改变，它真的会缠住香港？2010年3月，她写道“如果地下党员当上特首”，来公开反对梁振英的竞选。而彼时，大多数香港人多少持有这样的想法，倘若梁振英与唐英年都必须听命于北京，他们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梁慕娴来说，这种对比像是当年储安平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他们都是党国体制，有着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后者却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在短暂的三天香港之行后，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将在那里得到梁振英当选的消息。那一刻，她将做何想，她会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吗，还是会坚定的继续呼吁下去？
我无法确认她的记忆与判断，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了解一个复杂的组织，多方的视角是必须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脱党者张国燾，倘若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兴起的历史，你无法忽略他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