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派系冲突多严重，党仍须标榜团结一致，且伟大光荣而正确。（图：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重庆事件显示，不管派系冲突多严重，党仍须标榜团结一致，且伟大光荣而正确。
三千三百万重庆人民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这是四月十一日《重庆日报》的头版标题。倘若你生活在这个城市，一定颇有魔幻之感。仅仅几个月前，你还每天沉浸于一场“迷你个人崇拜”的空气中，薄书记的身影出现在电视、报纸与网络上，他的思想与谈话牢牢控制着一切。几年来，他在重庆推行的政策令一些人倍感厌恶，也赢得了一些人的心。他似乎把这座巨大的山城包进了一个时间胶囊，把它送进另一个时代。他也希望借此把自己送到权力的另一个阶梯。
有段时间，“重庆模式”的讨论甚嚣尘上，地方大员、政治局常委、国外政治人物、学者与记者纷至沓来，红歌从重庆唱到了全国。或许因为政治空气太过沉闷，连一些自由的头脑都开始对薄熙来有所期待——不管他的手段多么令人不安，至少打破了沉闷。因为现实的种种困境、长期的思想荒芜与道德麻木，各种煽动言论、倒行逆施似乎都有了合法性。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志得意满的薄书记不仅丢掉了前程，还可能锒铛入狱，重庆模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料。而各个地方政府纷纷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支持，最卖力的是重庆，包括薄熙来昔日最重要的助手。仿佛他一阵风来，又一阵风去，除去他下令栽下的银杏树，什么也没留下。
一些人长叹一口气，中国至少不会再走向极左的路线，中国延续了几年的左倾思潮也暂告一段落。一种暧昧的希望也再度兴起，中国又一次面临权力交接，它不仅存在着派系上的争执，也有代际更迭。所有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上层内部的纷争，最可能带来直接的变革。但同时，你又觉得什么都没有变。从权力斗争的过程到善后处理，都遵循着老模式。局外人很难清楚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南海内的权力斗争从来激烈，高大的红墙象征了历史的延续——不管你声称建设的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新社会，用的是“总书记”还是“共和国”的新名词，它仍充满了宫廷色彩，它强调封闭、阴谋、残酷。但这些激烈的斗争从来掩藏在表面的平静下，富有洞察力的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早已发现，不管派系冲突多么严重，政治理念一定要标榜一致与团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延续性——个人、甚至整个派系都可以被牺牲掉，但党却光荣伟大、一贯正确。于是，当邓小平上台时，人们欢呼春天的到来，庆幸躲过了四人帮的道路。而现在，中国不必面临极左的复辟。
“人为的辩证法”，以撒．伯林曾用此来形容斯大林时代的统治术。斗争的路线总在改变，你今天还走正确的道路，明天就可能成为牺牲品。没有人是安全的，他必须竖起耳朵，紧跟形势变化。这种统治方式既可以不断动员社会，又不断打击过头的热情，还在一些时候，让人们发泄积郁的不满。而随着时间的延续，这套统治系统还有了自己的意志，即使没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仍能自动运行。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仍遵循着这套逻辑，赫鲁晓夫的解冻、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倘若不是戈尔巴乔夫出人意料的改革，这个体制必定还能延续时日。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受苏联影响甚深，它是宫廷的权谋与列宁主义的结合体。也像昔日苏联一样，这套统治术面临着不断衰竭。《重庆日报》的标题延续路线斗争的风格，读者们却再不会像粉碎四人帮时那样的雀跃。但你同时又感到，人民又是多么容易满足，他们从未有清晰的政治诉求。
中国正处于一九八九年以来最显著的政治危机中。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作南巡讲话，为过去二十年的中国提供了一种统治形态，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称作“市场列宁主义”——维持政治权力垄断，但给予人民挣钱的机会。它也辅助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情感联系，全方位收买社会精英。这种统治方式在零八年的奥运会达到了顶峰，似乎大获全胜。
但危机也在此后迅速浮现。重新扩张的官僚系统不仅垄断了政治权力，也瓜分了主要的经济机会，它们变得日趋傲慢、掠夺成性，社会流动性大幅度衰退。而“维稳系统”则不断加剧各种社会矛盾。民族主义带来的集体幻象也迅速解体，新富阶层的集体移民表明了社会精英们的整体性不满，一种受挫感进入每一种人群。更重要的是，比起二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系统已迅速发育，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权力与权益诉求，而新技术革命给予了他们联结与动员的方式。国际局势正发生新的变化，从埃及到缅甸，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席卷而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新的革命并不意味着分裂与流血。即使不做根本的改变，中共新一代的领导者也必须与中国社会缔结新的“社会合约”，进行再一次的权力下放。但很有可能，它不过是路线的另一次调整，它暂时安抚了不安的社会，但这个系统的核心逻辑却未发生任何改变。它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