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获得“弗里德曼奖”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奖项本身，最终落实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笔者认真拜读了薛涌、茅于轼、李华芳等众位学者的宏文，深受鼓舞。愿作续貂小文一篇，以表达个人浅见。
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劳动是否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在于，当下中国，企业家与市场制度要比劳动更重要，为了纠正过去几十年中极左思潮的毒害，矫枉须过正。而薛涌先生则认为劳动是第一产权，如果否认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观点，自由主义的基石便受到侵蚀。
依笔者浅见，这场辩论的焦点在于劳动是什么？从原初意义上讲，劳动就是人们改变事物自然状态的活动，劳动是人生命延续的内在要求，如阿伦特所言，“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疾消耗掉了。”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与动物的觅食并无差别，劳动是痛苦、劳累的，直到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的本性”这一说法，颠覆了几千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假定。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任何劳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劳动也有了不同的内涵。劳动除了维系个体的生命存续之外，还要为组织的生存提供物质财富，这些组织可能是氏族、部落、城邦或者现代民族国家。劳动从“干活儿”这样比较具体的层面上升到“工作”、“创作”等比较抽象的层次，可以说，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劳动更加多元与抽象，劳动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界，而更多的是人造世界。无论农民还是企业家都是劳动的参与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目前很难断言，企业家而不是工人创造了财富，而是一个复杂、抽象的劳动系统创造了财富。
在此前提下，无论企业家还是工人都是劳动的参与者，如何使劳动能够更有效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就变得重要而急迫了。迄今为止，由分工、交换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最具创造力的财富创造形式，因为它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成果，激发个体与组织的劳动热情与创造力。市场体系的基石在于否定了特权，确立了市场参与者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此为基础缔结了交换契约。笔者赞成薛涌先生提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但是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无法让劳动的成果保存下来，或者进入交换的系统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当下中国随处可见的面子工程，无法进入市场体系之中，它只是僵死的财富，没有创造力。
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有一个疑问：资本主义的社会部门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钟罩里？这就是著名的“布罗代尔钟罩”。进而言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似乎是西北欧国家的特权，对于这个问题，同获弗里德曼奖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认为，“正规的所有权制度就是资本的诞生地。”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石就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制度基础上的交易体系，市场经济秩序的失败在于金钱与政治特权的侵蚀。
当下中国的确存在着“仇富”或者“仇官”的现象，但是仔细剖析来看，人们并不是仇视财富或者权力，而是来路不明的财富与滥权行为，是特权对契约的践踏。市场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权力、资本与劳动三者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而将三者勾连一体的是高度抽象化、非人化的法律与货币。
权力、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需要有明确的边界，任何一方的膨胀或者两者的勾结都会造成市场秩序的崩坍。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权力控制了资本与劳动，取缔了自由交换体系，否定了契约的存在。薛涌先生提到的“东欧农奴制再版”，根本上是权力驾驭了劳动，超经济强制与剥削使东欧与市场经济秩序擦肩而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资本过度膨胀以致异化，不断销蚀政府权力，而且也能吞噬劳动。西班牙等国僵化的用工制度，捆住了政府与资本的手脚，经济低迷，劳动者的福利成为无源之水。
任何一方的膨胀都会形成特权，都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特洛伊木马，而资本和权力几乎为少数人掌握，相比于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普罗大众而言，资本与权力联姻形成的特权更值得人们警醒。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论述道：财富分配的不同与不平等是造成党争的最重要原因，为了维系共和政体的秩序，需要将党争与党派精神带入立法和日常活动之中。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开放、透明的制度之下，才能防止任何一方独大以致于畸变。
契约，只是一种虚拟的合同，但是却是防止特权的根本之道。当下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特权，公权力私有化造成一个如卡夫卡所描述的“城堡”，公车、特供、专用等催生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任何经济活动中都有一张无形之网。新富阶层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自立，遑论独立，以脚投票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权力与资本的代理人所付出的劳动借助特权而无限膨胀，而无权之人的剩余价值被超经济强制与剥夺。消灭特权，才能让劳动创造的财富不断积累与增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