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的孩子脊柱上长个瘤，手术后准备做化疗。当然手术前他已经打点过了，直到孩子从手术台推到病房，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在病房几天，护士对孩子和他们家人的态度却非常生硬，爱理不理的，而对其他的病人却相当可亲。朋友看出门道来，打听好管孩子病房的护士的家，晚上备上厚礼前去。护士的热情自不必说了，让他吃惊的是，护士说，不是恶性瘤，化疗没有必要再做了，回家吃点药就行了。因为像孩子这种病，做不做化疗都无所谓的，做化疗不能说错，但是不做化疗的效果可能更好些。
像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不送礼的话，在医院的费用只能更高，孩子还得遭罪；送了礼，这就能出院回家，孩子也免遭了罪。明白就里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现在医院的潜规则，决定病人病情的因素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病人送红包的份量。难怪朋友谈起来直说：在社会上办事，送不掉礼，就甭想办成事。没想到给孩子看个病，得送多道礼，礼送不到，可是真要命啊。
中国大陆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说：我自己家人去看病，也会来问我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
为什么要给医生送红包？病人不是已经付过手术费了吗？怎么还要额外的再给医生送红包？其实这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特色”。不只是医疗部门，其它行业也一样；反正你只要经我的手，过我的门，就要被我宰。这当然是道德败坏的体现，在这种意识的熏染下，本应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却演变成勒索病人钱财的贪婪之徒。不是有产妇不给助产士红包而被缝上肛门的事情发生吗？还有因患者不能及时拿出钱，而把已经缝好的伤口拆线的事发生。
当然，有些医院也曾作出过一些规定和措施对此进行约束。可是在医德普遍堕落的今天，再严格的制度也阻挡不了医生索要红包的事情发生。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人去给亲人办理动手术的手续，之前他就听说要给主刀医生红包才行，免得受罪……于是他就包了个大红包。趁房间只有医生一个人的时候悄悄塞给他。谁知道，医生推辞不要，摇头说这个不能要。这人收回红包的同时，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激和感慨。谁知几分钟后，当他跟着医生走出病房时，医生轻声说：“里面有摄像头，不能收的……”原来如此，那人尴尬地笑着，又掏出红包，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塞到医生手里。
这种“不送红包不敢做手术”的现象为何如此普遍？根本原因是医生没有心法的约束了。什么是心法？那就是与人为善，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规律，敬畏生命，时时处处能最大限度地为他人着想；相反，如果心存恶念，做了坏事，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法。
当然，如果有了心法的约束，医生看病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有一个报道《拒收红包的医生》，是这样说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得了重病，经检查为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出了一千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最后医生把钱收下默默地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了一张一千元的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的一千元钱，我给你们交了住院押金，这是一千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家属这个感动啊，现在上哪去找送钱不要的人啊！
这种现象在法轮功学员中相当普遍。原黄冈市电信局卫生所长王建生，一九九五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并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大家知道，医药公司为销售药品送礼、给回扣是普遍现象。当时药房同事小黄对医药公司的人说：你们不要送了，王医生是炼法轮功的，不收这些。他每年上缴给单位的药品回扣都达四万八千多元。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要不上缴，这些钱不都他自己落了吗？当然，他要安心吃回扣的话，他给病人开的药中，把可有可无的药多开点，那就远不只这样一笔钱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做呢？显然他是因为有了法轮大法来约束自己的心。有了法轮大法作为心法来约束自己，他当然就不能给病人滥开药了。
好医生与坏医生的区别是什么呢？通过上述两类事例的对比已经很清楚了。好医生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们有了道德心法的约束。可是这个约束人做好人不做坏事的法轮功，却受到中共长达十三年的迫害，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呢？打击善良的这个中共一定是邪恶的，在邪恶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中国社会堕落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