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约2500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1800多人。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分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和“联指”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革委会、县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
（五）南宁地区乱杀成风
1968年6月18日，南宁地区《联指》发出《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
6月23日下午，南宁专区革委会在地委楼上会议室开会，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反共救国团”实际在我地区，应彻底追查破获。破获了还不算完，要结合这个狠抓阶级斗争。
6月28日南宁专区革委会又发出《关于破获中国青年党反革命组织的公告》。从此以后，全地区到处出现空前的声讨和追查“反共救国团”和“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并以此为借口乱抓乱杀人。（22）
武鸣县从6月22日至7月5日，十二个公社有十一个先后声讨“反共救国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内外打死698人，其中两江公社一天就打死159人。（23）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约2500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1800多人。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分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和“联指”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革委会、县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严刑拷打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场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物件，其中有21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援“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上林县从6月29日至7月2日止，共挖出“反共救国团”、“反共救国军”等17个反革命组织。仅7月份，全县打斗致死334人。（24）
宾阳县新侨区打死的两百多人中，多数是被扣上“反共救国团”、“青年党”帽子被杀害的。（25）
天等县把荷公社的怀安、吉兰两个大队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有103人，其中被打死49人，占这两个大队“文革”死亡61人的80％。（26）
7月8日，董以法在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对各县出现以追查“反共救国团”为借口乱抓乱杀人的严重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加肯定“在广大农村击退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倡狂进攻，并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我专区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国青年党’，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董以法的报告后，又使一些地方继续发生追查“反团”乱杀人的事件。
8月21日，大新县大岭大队把脉生产队社员许振益，被该大队文书周均定揪斗逼供，被逼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还供出许定武等56人是“反团”成员，假案逼成后，该大队革委组织以周均定为首的“专案组”和以农德为首的民兵纠察队，把“反共救国团”成员关押吊打逼供，先后用木棍、钢钎、枪杀害33人。（27）
“中国青年党”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6月10日，宁明、崇左、扶绥三县先后呈报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要求捕判以卢秀业为首的“二0三战略部”、林春初为首的“中国青年党”、陈韬为首的“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黄志忠为首的“叛国投敌集团”等案的首要分子。
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从宁明、崇左、扶绥、凭祥四县（市）公检法军管会中抽调13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将四个集团案的首要分子押到南宁进行审理，认定这四个集团案的负责人，就是隐居越南的外逃反革命分子黄志忠（又名钟龙伍）。同时还认定有“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五个方面的罪行。
此案涉及到越南的陆平县和南宁地区的宁明、崇左、扶绥、上思、凭祥等县。其中宁明县涉及11个公社成员619人；崇左县涉及28个公社成员222人；扶绥县成员11人。全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1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21人。被戴帽管制7人。
1970年3月17日和4月1日，广西区革委保卫组以（70）革保审字第170、173、174、175、199号的死刑通知书，分别通知崇左、宁明、扶绥三县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4月9日，在上述三县对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执行枪决。（28）
1980年11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0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所谓“中国青年党”实属杜撰，所谓“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的组织名称，是审讯人员在出身不好的梁春喜等人的严刑逼供出来的。陈韬等人一直否认有这个组织,“二0三战略部”是文革中的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全称是“中南局‘四.二二’二0三战略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时，把“四.二二”删掉了；所谓“叛国投敌集团案”也不成立。（29）
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严抓“阶级斗争”的样板。
从1967年5月至1968年10月，县、区曾先后九次在此召开现场会。特别是1968年5月中旬扶绥县革委在此召开的一次现场会，参加人数达1064人。会后笃邦大队共揪斗58人，打死6人。挖出“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和四个“经济犯罪团伙”。
笃邦公社在追查“反团”中，大搞严刑逼供，非法使用踢、打、跪、吊和诸如罚被斗者轮流吃屎尿，将被害人光身从20米高的陡坡上滚下，把人塞进泄洪管（水管）让水从另一端冲出，将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等罕见的十八种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残酷、凶狠，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30）
南宁地区还专门推广这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1968年8月9日，南宁专区革委以南革发（66）100号文件，《介绍扶绥县开展对敌的经验：“充分发动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揪出阶级敌人1500人，并揭露了一批反革命组织，如‘反共救国团’、‘青年党’、‘救民党’”》等。
9月10日，在横县召开的南宁专区“积代会”上又印发了《扶绥县笃邦公社持久开展大批判的经验》的典型材料。(待续)
注释：
（22）中共南宁地委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6－1976》1987年5月11日编印.第58页。
（23）同注22，第59页。
（24）同注22，第59页。
（25）同注22，第59页。
（26）同注22，第59页。
（27）同注22，第59页。
（28）同注22，第60页。
（29）同注22，第61页。
（30）同注22，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