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血案更令人震惊的民调
近年来，中国大陆“医闹”事件频发，成为民众关注的一大热点。所谓“医闹”，就是在各种医疗事故中受害的病人或其亲属去医院闹场，他们哭诉喊冤聚众抗议，甚而拔刀伤害医务人员。全国的医疗纠纷每年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递增，由此引发的“医闹”日趋加剧。据中国最大的医学网站《丁香园》不完全统计，仅二○一一年就有十起砍杀医务人员的恶性血案，二○一二年三个月内又发生三起。《新京报》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二○一二年不到三个月，北京市百分之七十二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有关“医闹”新闻在各类媒体几乎无日无之，仿佛已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情。
三月二十三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血案：
行凶者是年仅十七岁的内蒙古人李梦南，他和爷爷两人靠爷爷的一千多块退休金过活。二○一○年李梦南腿部发病，爷爷陪他乘九个小时火车去哈医大一院看病，医生误诊为滑膜炎，用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二○一一年四月，他再赴哈医大一院问诊，医生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给他用昂贵的生物制剂“类克”，药物的副作用又诱发肺结核，医生因此中止治疗，打发他去专治肺结核的胸科医院。可怜李梦南仅有的两万块钱花完了，老病未去又添新病，大医院医护人员的冷漠和近乎折腾的治疗，引发了他的绝望和仇恨心理，他拿起尖刀残忍地刺死了无辜的实习医生王浩，刺伤另三名医护人员。
令人震惊的是，事后腾讯网在报道后面设置投票，让读者选择“读完文章后的心情”是“高兴”，还是“愤怒”、“难过”和“同情”，六千一百六十一投票人次中有四千零一十八人次竟然为之“高兴”，占总人次的百分之六十五。
医场变成了战场
这份民调不言自明地展示出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有半数以上的民众对医生抱有敌意。那么，当这部分民众患病去求医时，就等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潜在的敌人”处置，如此心理下他们怎能安心就医，又怎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最佳疗效？
另一方面，被敌视的医护人员失去了安全感，纷纷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防范愈演愈烈的“医闹”。去年八月，广东东莞长安医院一名患者用菜刀砍死一名医生，砍伤一名员工。今年二月，东莞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医院保卫室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其中头盔、盾牌、防割手套、强光手电、对讲机等防护装备要求做到每一班的保卫人员不少于人手一件……。”为此，有些医院出现了医生戴钢盔上班的吓人景象，部分省市为了强化医院的治安管理，还聘请警察兼任医院副院长。
有些医院干脆自己雇人组织“护院队”，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反制“医闹”。去年，上海仁济医院分院出现“医闹”，“护院队”的二十余名打手闯入病房，殴打“医闹”的“冤死者”家属。
静心诊疗病人的医场成了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的战场；理应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医家和病家成了互相防备的敌手；号称升平盛世的和谐社会，竟然出现古今中外罕见的医患争战的“奇观”。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医场变成了战场？
公费医疗缺失是肇事祸首
哈医大一院血案发生后，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此言一出就遭到网民斥责，不找出血案频发根由并加以解决，而是治标不治本地打压凶手，只会“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事实上，引发血案的最大祸首正是执行中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卫生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二十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百分之一点三五，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百分之二至六，更低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至八。印度、越南、古巴等许多比中国穷的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公费医疗。去年，政府却在人大上说：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六千亿元，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而同年的三公支出（公款吃喝、公共汽车消费、公费出国）是九千亿。
与三十多年前相比，中国医疗状况可以说不进反退，变化始于一九九○年代的“医疗产业化”。这项“改革”让城镇职工由全劳保（公费医疗）变成个人负担部分医疗费，而且比例逐年增加，如今自费比例约百分之三十。随着医药检查费用的日益昂贵，部分自费对老百姓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大多数人只得捂著钱袋子以防不测。
农村的状况更加不堪。十年前，为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政府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医保制度，政府给予部分补贴，农民自己缴纳若干费用参保。然而，医保的范围是重病住院可报约一半的费用。贫困农民连小病都看不起，熬到大病，住院的半费对他们也是天文数字，许多农民干脆不加入，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名无实。
因此，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如故，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只占用医疗资源的百分之二十，而且绝大部分是自费。农民一旦患上癌症之类的重病，一次化疗就是一万块，再加钜额的手术费用，他们要么等死甚至自杀，要么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
在此现状下，再遇上医生怠慢、误诊、滥施药物和检查、看红包办事，致使病情加重或丧命，愤怒的病人或家属极易生出杀气，种种惨剧就此发生。
去年，安徽农民刘永华患心脏病，上海新华医院出诊医生为赚钱建议手术，刘家卖了四间临街房的地皮，再东借西借凑了二十四万来上海。不幸，手术失败，刘永华送了命，医患为此争议，儿子刘鹏拿刀捅伤医生，结果，家破父亡儿受刑。
畸形医疗收费是另一祸源
受害的病人冲医生发泄怒气，而医院和医生也各有一番苦经。
倒行逆施的“医疗产业化”一手增加百姓个人支付医疗费的比例，一手把原来国家包办的医院推向市场，使公立医院运行资金的百分之九十从市场获取。医院为了创收，要求医生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用过量的药，而且每个科室都有创收指标，以至病人在同一家医院转科也要重复相同检查。其中“以药养医”最为人诟病。医、药分家是西方国家的通例，也是最简易可行的医疗改革，但议论了十几年非但迟迟不见推行，情况还在恶化。
有一位过去同过事的医生，他人过中年，虽为上海市级医院医生，但基本工资只有三千多块，在高腾的物价下为维持高质量生活，老实本分的同事也加入了找外快行列。他直接从药贩子手上进药用于病人，从中提成拿回扣，这样每月的灰色收入可以比工资还多。如此一来，因病施药变成了因药施病，不恰当用药和增加副作用就难免了。
当医院的工作中心是赚钱而不是治病救人时，医疗差错和事故隐患怎能不埋下？
公正司法的阙如促发“医闹”
过去，医学界有一句俗语“医院的隔壁是法院”。此话提醒医生，医疗工作“人命关天”，要慎之又慎。
但医疗是一项高难度有风险的技术工作，医学再先进的国家，也无法完全避免大大小小的医疗事故。在法治健全的正常国家，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由医学专家分析鉴定事故性质：是医生玩忽职守人为造成，还是医疗水平欠缺无心过失；或是医疗技术和器械的局限所难免，再由法院据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公正判决，所以，不会出现“医闹”现象。
但中国法院的腐败和混乱不亚于医院，有法不依唯权钱是瞻，又缺乏有公信力的鉴定事故的医学专家，在权钱操弄下，医疗同行相护，法院医院相护，弱势的事故受害者常常投告无门，或以败诉收场，极端者由此走上行凶杀人的危途。
去年九月北京同仁医院的血案就是一例：
京城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王某，二○○六年因咽喉肿瘤去同仁医院治疗，术后失去嗓音，没达到医生预告的结果。二○○八年，王某把主治的徐姓主任医生告上法院，三年不得下文，他为此得了忧郁症，就拿菜刀向徐姓医生连砍二十一刀，造成又一件轰动一时的惨案。
法院的不作为，迫使许多医疗纠纷当事人循私力解决，直接去医院闹场，有的医院自知理亏，怕影响医院的声誉，就私下给予赔偿了结。如此，又可悲地出现了另类“医闹”，“受害”病家因不懂医学或想把付出的医疗费“诈取”回来，采取“无理取闹”的方式，甚至认为“小闹得小利，大闹得大利”，不少人还雇专人来闹，又生出三百六十行没有的“医闹”行当，每人闹一天可拿五十到一百块。
毫无人性的时下中国，真是无奇不有，荒唐之极。
医患争战两败俱伤
如果怜悯病家，或者会认同医闹。但是如果同情为增收所迫的医家，那么三十年前，医生的工资不比工人高多少，那时为什么没有如此多的医疗事故？
这是中共医疗改革绘出的一幅污秽图画，是漠视百姓死活的医疗制度的一大溃疡，医家和病家在其中争战互残，整个社会的公德也随之磨灭。
在正常国家最为人尊敬的医生，在中国竟然成了高危职业，近年已有一百多万医生转行，不少医疗精英远走异国他乡，近八成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医学院已经招收不到一流学生。
人们无不深深担忧，未来谁为中国人看病？
写完此稿，又闻“医闹”血案。四月十三日早上，五十一岁的犯罪嫌疑人吕福克闯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耳鼻喉科行凶，持刀割伤医生邢志敏颈部静脉。当晚七点半，他又去北京航天总医院作案，用尖刀猛刺急诊科医生赵立众后颈。吕福克曾去上述两家医院看过鼻炎，此案可能涉及医患纠纷。凶手在逃，事件真相有待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