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对陌生人，如果你被要求只能知道他一个信息，那么最有用的就是收入。通过收入信息，你约略可以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品位、生活内容、接受教育情况等。
各种时尚杂志和媒体，勾画着这个时代理想的生活。生活内容包括：好车、宽敞的房子、舒适体面而受人尊敬的工作，还要有国际旅游、孩子就读名校，生活里还要点缀着奢侈的服装和背包。可现实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有这种生活。收入在人群里是不平等的。当统计部门公布各种人均收入指标的时候，大多数人愤愤然，自嘲自己又被平均了。
自1979年到2011年，剔除价格影响的真实人均GDP大约上升了12倍，总量GDP差不多接近20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30年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欢庆人均指标快速变化的时候，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可惜，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作了大量研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所知不多。
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了解，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第一，研究者需要一个全国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比较准确地给出推断。最近有了几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但其样本不够大。第二，统计局花费巨资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套家庭收支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规模，都属优秀，但能利用这套数据的人很少。第三，统计局的家庭收支调查样本，分为城乡两个部门，一直没有合起来，所以关于城乡合并在一起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很少研究。第四，2亿多农民工，使得各调查样本的代表性都受到挑战。虽然如此，我基于学者的研究和统计局的数据，努力给出个大概的图景。
人们习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基尼系数是一个从0到1的指标，越大代表越不平等。完全平均分配，基尼系数是0；收入都归于一人，基尼系数是1。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们分歧颇大，估计在0.35～0.5之间。少数研究声称在0.5以上。我估算大约在0.4，与美国水平相当。在世界各国范围，大约处于中间水平。
基尼系数的缺点是很不直观。现在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比较。把中国的人群按收入高低平均分为5组，每组各占20%人口，约2.6亿人：最低组、中低组、中等组、中高组、最高组。2010年，最高组的人均收入是35000元，最低组是2000元，相差18倍。这个18倍大不大？从两个角度比较一下。1990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别是7倍。与美国对比一下，2006年，美国最高收入组是最低收入组的16倍，与中国当前水平相似。
这个整体的图景，来自于把城市与农村合并在一起比较。最高收入组的人基本就是城市里的中、高收入者。最低收入组的人，基本都是来自农村，只有极少的城市人口。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当前大约为0.35，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是5倍。换言之，6亿城市人口，最高收入的那1亿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5倍。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更难估计，根据现有数据，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不多是4～5倍。
虽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与美国类似，但我们的问题比美国严重。第一，美国当前的不平等是“二战”以来最高时期，与1929年大危机爆发前的不平等状况类似。第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变化太快。在最近的20年，成为不平等比较严峻的社会。第三，中国的不平等包含最为挑战的城乡差异。
中国有2亿人收入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还有2亿人，忍受低劣的生活水平，缺少基本药物，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这个差距由20年前的7倍上升到今日的18倍。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难靠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解决，而是要靠另外20年的高增长来解决。中国的困境在于，促进长期增长的改革和政策，不得“民心”。严重收入不平等下，民意的压力，会呼唤政府采取严厉扭曲的再分配政策。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演进，根本上被收入不平等的格局驱动。如何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良策，实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