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生病上瘾和邓颖超对医生们的训斥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像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作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治疗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制，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医生说出她是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
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时毛与江暂时住在北京西郊，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护士天天哭丧著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俱，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结果我们打错了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极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