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茶馆》上演，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有人说戏宣扬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调子，认为作者有怀旧思想，对没落贵族给予极大同情。更有甚者说，这是在影射“公私合营”。
不久，《茶馆》停演。一次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散戏后上台和演员合影，突然问身边的于是之：“《茶馆》这个戏，你们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没说话。周恩来说：“那个戏改改还可以演嘛！”周恩来说这话之后，人艺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茶馆》的改动方案。
1963年，《茶馆》重排。“反右”时被保护过关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髙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
最后《茶馆》加了一条学生反帝反封、反国民党统治的“红线”，全剧结尾改为学生上台贴标语，常四爷张罗送开水……当时扮演常四爷的郑榕说：“这些都是硬贴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调极不协调。”
1958年，“大跃进”高潮来临，据欧阳山尊回忆，剧院快速写出了反映大炼钢铁运动的《烈火红心》，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来曾问人艺，新作《英雄万岁》几天能排出来，有人回答六天，还有的说十天。当时在场的演员李婉芬、马群、英若诚回忆，那天周恩来兴致颇高，表示：“你们人艺是老剧团了，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吧。”周恩来还引用了当时人艺剧中的一句台词：“我把这个合同就订在你们这儿了。”
样板戏盛行的年代，欧阳山尊就与话剧无缘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帝苏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坏分子”三个“头衔”，被罚站小板凳，关进牛棚。他的学生专门去人艺的牛棚看望他，师生静坐片刻，相顾无言。学生悄悄塞给老师两包好烟，含泪起身离去。
“文革”期间，周恩来再没有到首都剧场看过戏。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阳山尊遇到邓颖超，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由于我那时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动来招呼我，并意味深长地说：‘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给总理和我写信，我和总理约好了，在这期间，所有给我们的信都只好暂不作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