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应亮今年一月获韩国全州影展资助制作费拍摄独立电影《我还有话要说》，应亮与一班电影学员以上海杨佳案为题开拍电影，结果完成拍摄后一周，制作队即被国保约谈，得到的训令是“你们很幼稚，你们所谓的教学活动，拍的题材很危险。”
上海杨佳案“题材很危险”
2008年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刺伤九名警察及一名保安，造成6人死亡，事件哄动一时，杨佳受网民称为“侠客”。杨佳被判故意杀人罪，在上海执行死刑。事后有不少人质疑审讯不公，司法程序不透明，杨佳的母亲王静梅一度被送往安康精神病院非法禁锢五个月。
促使应亮导演拍摄《我还有话要说》的感情结，正是杨母独自面对亲儿子死亡的无力，最后甚至她比别人更晚得知杨佳的死讯。应亮执导该剧情片的拍摄地在深圳，故事讲述伤心欲绝的杨母到上海看了杨佳后被送回北京，法官还骗她回家搜集有利证据助杨佳脱罪，最终杨母愿望破灭，回家两天後收到儿子被判死刑，讽刺的是杨母比外人还迟得知消息。电影题材敏感吗？应亮耸耸肩，“客观来看这片是敏感了，但是我没做这个判断，我只关心题目里有没有自己的感情投入。”
沪警跨省跨境阻电影参韩影展
电影刚完成拍摄阶段，剧本就流入了上海市政府手中，触动了市政府的神经。当局为封杀电影在全州电影展放映，竟派人以中国某影业公司名义到韩国买片，向拥有该片版权的全州影展，开价5,500万元人民币。然而全州影展不为所动，没有卖片，应亮当头大吃一惊。
上海当局的硬功还未完，上月起日日派公安丶国保丶国安轮流到应亮在上海的父母上门威吓轰炸，连应亮妻子在四川的父母也同受牵连，日常生活严重困扰。应亮为不想再连累家人，索性暂停跟家人的通讯。至上月下旬，终於有人来香港亲自找他“喝茶”。两个自称上海市政府对外联络办事处人员，当面指他的“罪名”是电影剧情不符合案情，侵害某些当事人感情。又扬言他若不叫停放映，待他一回国就把他抓下。
应亮拒绝向国保屈服，电影最终在全州影展顺利放映。应亮现时与妻子同在香港，在香港演艺学院授课，唯工作签证至今年九月到期，回上海的话肯定被抓，未知前路何处容身。应亮还是笑笑口：“不算很担心的，什么也面对！”
维权律师：上海公安违法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认为上海公安在事件中的做法不合法，“如果影片真的侵害某些当年杨佳案受害警员的家人感情，应该由当事人从民事途径来提出诉讼，而不是公安插手。”刘晓原又指，当年杨佳案还有很多审判疑点没公开，公安也拿不出影片不符合案情的证据，今次明显是上海公安认为影片打击他们的形象而打压导演。杨佳案发生后两年，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就此案制作记录片《一个孤僻的人》，在拍摄过程中制作人员也多次遭到警察的扣押，有人甚至受恐吓发回原省。
应亮由2000年开始全职投入拍摄独立电影，获得过欧州国际影展奖项。直至零九年停产并转到电影学院义务开班和筹办影展，这几年的生活是掏积蓄维生，曾为办电影交流活动四处筹钱。应亮一度停拍电影源自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无奈，“我渐渐发觉恐怖和令人意外的事没办法通过电影真正地表达，拍了最后也没得出什么好的结果，最终只能满足一下自己。”应亮坦言，在内地做艺术的自由度从没好过，从上而下的压力一直都有。他没想过，政治的阻力终于压在头上，甚至牵连家人。
留在香港的时间还余四个多月，应亮除了继续在学院授课，还剪辑一部集合剧情片和纪录片双线交错的独立电影，镜头对焦在四川公车意外事故，电影取名“消失在春天的生命”。应亮一脸认真道：“做了很多访问和调查，公交事故的意外原因，责任谁负还要挖掘出来！”看来，应亮导演想说的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