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权力“机器化”
重庆模式正热时，很多人都认为薄熙来会在中共十八大“入常”（当上政治局常委）。我倾向不会，但不确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当做一个验证：能入，说明中共尚未完全“机器化”，还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则说明中共已经完成“机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还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入常主管政法，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会带来变化，而破局需要变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机器化”。
王立军的出现改变了进程。薄的下台似乎成了偶发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无法验证。不过，我仍然倾向在王立军事件前，中共内部已形成隐而未发的倒薄之势。如果不是这样，仅王立军不会使其下台，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权力黑箱中摆平。王立军只是一个引爆点，把本可能温水煮青蛙的倒薄，变成了一场喧闹大戏。
我用“机器化”表达这种意思：非“机器化”的权力是由领袖主导，按领袖的意志运转；而“机器化”的权力不再有真正意义的领袖。权力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机器零件，按照刚性结构相互配合与制约。最高权力只是一个位置，由谁填充不重要，但同样不能违背机器规则，更不能破坏机器自身。
这是今日中共与毛时代的一个本质不同。毛可以扭转权力方向，改变权力规则，甚至可以将权力机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团，在毛之后决心不允许文革再现，邓小平推动的“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现可以凌驾于党、伤害官僚集团的毛泽东。
而薄熙来，恰好扮演了重庆的毛泽东
2. 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于理想，还是野心，他在重庆走了一条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病，不惜触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触动的格局正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已经占领经济改革的制高点，这使得他只能从政治领域寻求合法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毛，但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政治上却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当今弊病，这给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间，也给薄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护身符。薄搞“唱红”是为了展示这种合法性，同时是利用集体记忆对民众的动员，虽然被外界视为闹剧，对薄却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则是为了克服权势集团的抗拒。他空降重庆，人地两生，从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权势和资源的地头蛇联盟呢？??既然权势集团几乎人人违法，法治就是“合法伤害权”，想打谁打谁，也就成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过，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权势集团有权又有钱，可以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薄必须甩开法律的束缚，把“打黑”变成“黑打”。李庄案就是一种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法律！
“黑打”靠谁？一个和当地没有利益牵连的酷吏——王立军就是这种角色。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效忠。薄通过让重庆数万警察全部重新竞争上岗，以得到这种效忠。
历史上酷吏可以权倾一时，然而树敌太多，太过跋扈，几乎都无好下场，主子也会在达到目的后将其抛弃。聪明的酷吏需要保护自己，王立军在为薄当鹰犬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在最终关头铤而走险。他太知道黑箱之黑（亲手制造无数），因此进了有阳光的美国领馆。
薄随即被装进黑箱，遭到同样黑打。黑打并非他的发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红打黑，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庆实践自己的路线，为党找到出路，用以换取常委之位，再推广到整个中国。这中间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机器化的权力所容，必置他于死地呢？
3. 卡里斯玛与平庸机器
薄在刚被免职时，豪迈地宣称经历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扔进搅拌着贪污、谋杀、奸情乃至间谍的龌龊粪坑。对他而言，即使倒台也只有路线斗争才与其高贵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温家宝最初暗示过路线分歧，后面的定调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这就是目的：不能让高贵者高贵！就是要让所谓的太子卑污化！机器化的权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玛式人物（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获得大众追随与效忠的领袖），那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被领袖任意改变，官僚安全也最无保障。中共要防范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范卡里斯玛再现。
温家宝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实薄的重庆模式和文革并不沾边，可以让人联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玛，包括“唱红”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打黑”伤害权势集团，踩到了权力机器的底线。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Hu”、“Who’sXi”。“不折腾”的平庸是官僚集团最爱。如果重庆的卡里斯玛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的卡里斯玛。如果靠折腾可以入常，将有层出不穷的小卡里斯玛纷纷效法，党将再无宁日。正是设身处地考虑中共机器的这种逻辑，我才认为即使没有王立军，薄熙来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对于权力机器，王立军的价值在于把事件刑事化，有利于对薄熙来卡里斯玛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线斗争是不会公开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线斗争几乎总是好人挨整，早已不被民众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进行路线论战只能自取其辱，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薄熙来的卡里斯玛。
薄熙来事件是对党内僭越者的杀一儆百，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机器化。对这一点，国内外很多人都没看清——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产生分裂和混乱，而是从此更加一统、有序和稳定，也就是更为彻底地机器化。
4.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我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这是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
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外界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既不准确也易误导，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我认为将其称为“N派”和“N+1派”，最能体现中共分派的本质。
有人群就会有分派。连毛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如何分派？以什么分派？怎么让派系竞争成为互补而非你死我活的恶斗？对机器化的党，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坏机器，反而要成为稳定机器的组成部分。
如此高难的题目，被邓小平解决。那并非是邓的有意设计，是他对权力传承的安排，同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N）和胡锦涛（N+1）。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虽然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但反而有助于避免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可以说，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尚待最后的检验——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称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质：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轮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统称“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这样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毛时代在主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如果这个权力集团还会在政治上有什么改革（如温家宝宣称），要么只能是空头支票，如开展了近三十年的乡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要么只是出于自我谋利的调整，或是在“治理”层面的修补堵漏。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型。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共党内，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7. 未来的突变
那么，“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万世了呢？
历史上国家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中国民间也从未像中共统治下这样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没有可能，悲观者似乎看不到挑战中共的任何可能。然而问题在于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敌人，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沙堆理论借助摄像机和计算机，观察和计算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时，沙堆就开始一体化，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贯穿沙堆整体。那时沙堆的总体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脆弱，说不定哪粒沙就导致结构突变——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一个西方谚语说断了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而亡，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其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马蹄钉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中国也如这样的沙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了“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突变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至。那时，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前景，未来中国可谓步步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