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代是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就用刀削去，所以文人随身多带着刀与笔。此后多将文职官员，尤其是与刑名相关的专业司法人士称作“刀笔吏”。此辈深谙法律，剖析深刻，用笔如刀，在重视法治的社会往往起到片言折狱的作用，故大清有“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正因“刀笔吏”用笔如刀，一出一入，所关非细，甚至生死攸关，所以文人手中之笔，其重要成度丝毫不亚于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医家有“妙手仁心”之说，即便有回春妙手，若无济世救人之心，反成其害，比如中共黑幕后那些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医生。如此说来，文人也应该是妙笔仁心者。若无仁者之心，即使有生花妙笔，反而容易伤人惹祸。若文笔犀利而心肠果决如晁错、郅都、宁成者，足以为酷吏，所以这样的人是绝不能掌握笔杆子的。
明清之季多用绍兴人为幕僚，掌刑名、钱谷、文书，有“无绍不成衙”之称。有一次康熙皇帝亲临绍兴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员在禹庙台阶上按官职列队行九叩大礼，浙江藩台不慎将朝冠掉落，被本省将军瞥见，将军与藩台素来不和，事后便向朝廷参奏。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对圣上的大不敬，罪责严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抚查复，浙江巡抚有心保这位掌全省财政大权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满籍的八旗将军，感到非常棘手，于是执笔的绍兴师爷在回奏中写道：“臣列位在前，礼无后顾。”实话实说，既对将军全无得罪之处，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且言外之意，若将军看到在后面的藩台掉冠，则必后顾，于礼乃属不敬。由此一场宦海风波终得以不了了之。
过去老人常说“公门之中好修行”，就是因为官吏手中的刀笔，能杀人，也能救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反比寺院、道观中那些和尚、道士更容易于公事中修心养性，积功累德。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司法专业人士的刑名师爷们历代相传有一个心法，叫做“救生不救死”。
古人都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是凡刑事案件中罪行不是深重到按律必死，根本就无法救下来的，只要罪犯家里肯花钱，那些现实在某种成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刀笔吏”们还是乐得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大事化小，使当事者罪不致死，逃过这一劫的。因为无论法律制定得再细，作为司法者来说，“刀笔吏”们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掌握的余地的。从宽还是从严，在“刀笔吏”而言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一笔之间的事，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却很可能是生与死的差别。所以宽大为怀的圣主临朝，绝不会让性格严峻，果于杀伐的酷吏掌握笔杆子。否则这样的人一笔下去，可能会死很多人的。
至于那些罪行深重，按律绝无活路的，在公门中看来已经是个死人了，就等着秋后斩决呢。没人会救，也没人敢救，否则就把自己搭進去了，所以叫“救生不救死”。比如一个犯罪集团里面，有的人已经十恶不赦了，而有的人还有那么一线生机，那么按照公门“救生不救死”的心法，有些妙笔仁心的“刀笔吏”在判案时往往会尽可能把集团犯罪的罪行往那些已经十恶不赦的罪犯身上归，而尽力为那些还有一线生机的人开脱，为的就是给他们留一条生路。
整体这个犯罪集团的罪孽在那里，那是不变的，也不能动。具体来说哪些罪行由谁来承担，这就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了。于是难免有些慈悲心肠，过于热心的师爷，在旁人冷眼看来操作痕迹未免过于明显，用现代从西方传来的法律体系来衡量就不怎么容易让人理解了。
其实对这些师爷来说也无可厚非，无非是秉承上天好生之德，传承中国传统社会“救生不救死”的刑名心法，在公门中修行而已。在不了解的旁人看来，一定是受了当事者天大的好处，实际上连半分钱的影子都没见着，有的还倒贴国际长途电话费。遇到不明事理的，非但不感谢你从无生之门中救他，还斥责你“太嚣张”。换了过去的我，直接把他说的这句话记在案卷里，轻轻一笔在生册上勾掉他的名，哪里还和他们有那么多话可说？
现在的我越来越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公门之中好修行”了，也越来越佩服那些妙笔仁心的君子，他们的仁德与宽容，如春天一般温暖了这个冰冷的世界，感召着中华之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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