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五岁生日，陶铸请毛与大家一起吃一次饭。毛同我们说：“年纪轻的时候，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大一岁，又成熟些了。年纪大了，不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少了一年，更接近死了。”于是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乘车到城里省委迎宾馆。筵席很丰盛，又精致。大家都是酒足饭饱了。回来以后，我因为头晕，立刻睡了。到半夜李银桥突然将我叫醒，说：“主席立刻要回北京。”
原来当夜江青半夜睡醒，叫护士拿水和安眠药来。江叫了半天，又到值班室去找，仍未见到护士。江青疑心大起，闯进毛的卧室，当场抓到，因此大吵了起来。
李银桥还跟我说了下面这件事。这事也引起江青很大的不快。追查很久，也是造成这次在广州与毛吵架的原因之一。
毛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结婚后，曾用过一位保母。后来杨被捕处死。毛上了井冈山，保母回到乡下，结婚后生一女。
一九五七年保母女儿初中毕业后，想进入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毛寄给她参百元。让她自己投考。这事让湖南省省委知道了，安排那位年轻女孩进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一九五八年初那位年轻女孩又写信给毛。毛要她在寒假时来北京。二月她到北京。二月参日及十一日两次，毛将她接到中南海住所相见。同年十二月九日，毛又在武昌洪山宾馆，见了那位女孩。这次给江青发现了。江既怀疑毛与保母关系，又怀疑毛与保母女儿之间的关系。当晚争吵时，江青也把这件事拿出来闹。那晚我起来后，立即整顿物品，因为事先毫无准备，一时手忙脚乱。直到天濛濛发亮，才将所有的药品用具，装箱完毕，这时通知立刻上火车。
毛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江青未同行。
江青很快便为那晚的争吵后悔。毛回到北京后不久，她写来了一封道歉信，上面引述一句西游记里的话。追寻真理的三藏在盛怒中将悟空休回水濂洞，悟空备感凄惨，对三藏说：“身在水濂洞，心逐取经僧。”毛为江青引用了这话大为高兴。
一九九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传，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锅交出去炼钢。这可闹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民公社，于是将家俱、衣物都拿出去卖，免得白白充公。一时间，街上成了旧货市场。
自大跃进开始，我老家的经济情况便每况愈下。我很少在家，也帮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东奔西跑中过去了。回北京时，我非常高兴。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办人民公社。母亲有高血压病，又照看两个孙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经常头晕，吃不下饭。她问我她入社以后，谁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说可以把孩子们送去国家经营的托儿所。
罗道让提出，在中南海内，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和孩子搬进来，这样便于照看。我很犹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卷入宫闱倾轧中。何况北京老家仍是我的避风港，真要都搬进来，就完全没有周转的余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离开，就连退路都没有了。一再踌躇之后，我们想，我们不可能久住中南海内，因此决定仍照原样不动。
毛听到了北京的情况，立刻决定只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城市里面不搞。但我家的房子还是被充了公。我们的老屋有参个院子，有参十多间房间。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间，前院及后院的房子已被强令低价出租。一九五八、五九年冬交之际，居民委员会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来向母亲讲，除了母亲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间以外，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将产权交给公家，每月由公家给极少数补偿费。公家将房出租，娴讲，母亲很不愿意这么办。很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同娴讲，这个事情毫无办法，现在不搞供给制，己算万幸，否则连她们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留下五间房，就凑合著住吧，如果一间不留，我们也没有法子。何况警卫局早已经提出，在中南海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孩子搬进来住。如果去讲，又会提出这个办法，说来说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安排。
我回到家里，安慰了母亲。告诉她，有五间房住，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有的人一间住房都没有吗？母亲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说我还不行，娴可以多回来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国严重缺粮，我母亲的处境更为困难。那时娴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饭。没有肉，配粮减少，但还可勉强凑合。中南海是全中国最后一块被饥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亲那时已年近七十，如想买到米和油，就得经常跑粮店、跑油店，要去排队。我母亲带着小孩，很累，身体越来越差，血压经常很高。我们只好跟邻居商量，请他们帮我母亲排队买粮。
田家英说我对全国情况不清楚，现在全国都发生粮食紧张。这还只是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解除危机。我原来以为在这种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毛会在北京住一阵子。没料到我又想错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后，骑车到北京医院，参加一项会诊。病人是胡乔木，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和十二指肠切除术，定期复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医生开始报告情况。这时医务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跑来找我，说一组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离开病房，骑车刚到医院大门，正好与李银桥迎头并上。他坐一辆车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主席立刻动身到东北去。找你有一个多小时了。只等你一个人了。赶快回去。”说完他先坐车走了。
我骑车赶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这时毛已乘车到机场去了。所有的备用药箱和医疗用具箱，都由护士长收拾好，先运走了。只有一位卫士等我。他看见我后，立刻拉我上车。他说：“我们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钟了。”我说：“我只穿一身裌衣，到东北怎么成？我回去换厚衣服。”卫士说：“怕来不及了，主席走时说，叫你快去。”
我同卫士乘车赶到西郊机场。这时毛乘坐的一架飞机已经起飞有十几分钟了。第二架机在停机坪上，早已发动。我上了飞机，舱内只有我同卫士两人。
数小时后，我在辽宁沈阳下机。在冬季东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裌衣，连毛衣都没有带。当夜住沈阳交际处，据说这里在伪满时，是满洲银行。毛住在二楼西半边，我们住东半边。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际处大门，就冻得手足发麻。毛看到我的畏缩冷栗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大跃进中，把衣服都卖掉了，还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东北待了五天。
毛这次出巡煤、钢铁产量最大的东北，是为了了解钢铁的制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炼钢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国钢铁产量的策略来激发农民的创造干劲和削减中层经济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毛仍未解决如果土法炼钢可行，为何先进国家要盖大钢铁厂的疑问。
再有高炉的燃料问题也盘旋在他脑中。在中国乡村，农民早为炼钢把树林砍伐殆尽，现在连门和家俱都劈下当柴火。东北有现代化的大炼钢厂，煤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时看看炼钢厂和煤矿的情况。我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厂和抚顺露天煤矿。
毛的东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优质煤做燃料的大炼钢厂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但毛并未下令停止后院炼钢。炼钢中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土高炉炼出的成堆无用的钢，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