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放，女，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员，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她不堪虐待逃离学校到河南新乡朋友家中。该校红卫兵负责人追到新乡，把她抓获，要把她带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红卫兵负责人打她耳光。张放在新乡写下遗书自杀。她的尸体被埋在新乡坟场上，未留标记。
第一次听到张放的名字，是在和已故作家王小波通电话的时候。那是1996年，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读过什么王小波的作品，打电话原来也是为了找他的妻子而不是为了找他。多年以来，为了记载文革历史，我和很多文革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谈话，我注重了解的文革事实，是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被迫害的遭遇。
不巧，那天王小波的妻子不在家，他接了电话。我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他立即就理解了我在作什么或者我要什么。他说，你调查过二龙路中学吗？二龙路中学有个老师叫张放，在文革中自杀了。
我说我已经调查了将近100所学校，但是，二龙路中学不在其中，这样，我记录下来的100多位受难的教育工作者名单里，也没有张放老师的名字。
王小波说，张放是个女老师，是物理老师。1966年夏天，“红八月”的时候，和邻近的中学一样，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打人打得很厉害。学校领导人和一批老师都被抄家并遭到毒打。教导主任的父亲母亲，据说是“资本家”，被毒打后，上吊自杀了。张放也被打了，被严重打伤了。但是她在1966年没有死，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再次被整，她自杀。
我立刻在电脑里的受难者名单中加上了张放的名字。那里已经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事实上，调查文革历史是一个繁难并且令人痛苦的工作。在调查中，要弄清楚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以及死亡经过，往往要经过很多周折，花费大量时间。这不但是因为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也是因为许多人为制造的困难。而且，在终于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因为是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件或者不幸的个人遭遇，所以，其中绝没有其他研究工作可能有的发现的快乐，而只是带来另一份悲哀。
王小波对张放的记忆与叙述也使我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人们对一个人的死亡和不幸遭遇的记忆与叙述，实际上是不相同的。正是因为看到了种种不同的反应，我才对王小波的反应印象深刻。
我曾经向当年曾经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文革后成为作家的人询问清华大学附中的文革。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开始校园暴力迫害的地方。在清华附中，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的所谓“红八月”里，有一名教师在红卫兵举行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有一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服毒自杀。还有许多其他的残酷行为发生了。但是这些故事却没有被描写和报告出来。当我问起这位作家他们班里是否打过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时，他说：“打过，打得不重。”我继续追问，是怎么打的，他说，有两个女同学被剃了头发。”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吃了一惊。初中学生，把同班的两个女同学剃了头发，那怎么会是“打得不重”？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不会是因为选词不当所至，而是反映了一种对他人痛苦的漠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不被觉察的对他人痛苦的漠视，比较王小波对他人痛苦的敏感要普遍得多。当然，当对红卫兵的赞扬还在公然发表的时候，这种漠视相比之下也就讽刺性地显得像是错误“不重”了。
后来我读了王小波的杂文。我感觉到他在杂文中所作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包括对1996年兴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思潮的抵制，是和他对文革的看法，对死难者的记忆与同情，在原则方面贯穿一致的。但是，在我有机会见到他之前，他却不幸去世了。1997年，王小波的妻子请我给他的杂文集写一个后记。我写了。我首先写到了他告诉我张放老师的死。我感谢他对我的文革研究的支持。我认为他对文革的记忆和对死者的记忆，和他的杂文的成就有相当的联系。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成为书的“后记”，但是被发表在1998年第三期的《方法》杂志上。这个杂志在不久以后就被查禁了。
我想不会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的这篇文章和其中的关于张放的段落。但是，我总是想，对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学女教师的死亡，应该记忆而不应该漠视，这不但关系到文革历史的真实，更关系到文革记录者的道德原则。
张放生前教书的二龙路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西单附近，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过一公里左右。二龙路中学的旁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部”。应该特别指出，害死了张放的校园暴行就发生在这样的文明的核心地区，而不是什么偏僻荒野的地区。这是因为，文革就是从上而下地被发动起来的，校园暴力就是从北京市中心扩展到全国的，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的发动和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王小波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二龙路中学初一的学生，他还没有上过物理课。也许正因为此，他把没有教过他的张放老师误记为物理老师了。不过，对一个没有教过自己的被害老师的记忆，其实更表现出了他的敏感。他的同代学生中，很多人不记得1966年到1968年的校园恐怖和他们被害的师长和同学。
张放不是物理老师，是英语老师。提到1966年8月张放在学校挨打，她当时的同事只能说“太痛苦了”，却不知道怎么描述。对于和她一起经历过红卫兵恐怖的人来说，回忆和描述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暴力程度。和二龙路中学只有一街之隔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那里，在1966年8月5日，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当场活活打死。在那里，还有其他老师被严重打伤。
在1968年，开始了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这就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张放活过了1966年。1968年，她继续被整。她不能忍受，就逃到了河南省新乡，她的朋友家中。文革时代的严酷“斗争”，当然是和对个人行动的严格控制配合在一起的。几乎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在当时敢于公开说出，这种把人关入工作单位设置的牢房“审查”的行为是违反宪法违反人道的。在这种情况下，逃离工作单位，当时就被视为最为“严重”的反抗行为了。不然，就只有逃离这个世界，自杀。也就在二龙路中学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里，35岁的化学教师胡秀正，在1968年8月11日，在她被关押在校中“隔离审查”的时候，从学生宿舍的5楼上跳楼自杀了。
二龙路中学当局派了一名人事干部和一名红卫兵头头到新乡押解张放回京。这个红卫兵头头在1966年就是打张放的学生之一。他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在新乡火车站打了张放耳光。张放不能再忍受，她留下了遗书，自杀身亡。她的遗书里写到了她在新乡挨打的事情。文革后，1979年时，这份遗书还保存在新乡公安局里。
1979年，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由于家属要求落实政策，学校派青年教师张效松陪张放女儿唐京京去新乡寻找张放遗骨。在新乡凄凉的坟场里，她们找到了结束文革后唯一一座无主的坟，推断可能是张放的下葬处后，花50元雇人掘墓开棺。张放身材矮小，当唐京京看到母亲35号的塑料鞋时，确认了母亲的遗体，悲痛可想而知。张效松亲手帮京京把遗骨入殓，火化后拿回北京。由于当时打张放的红卫兵头头在学校任领导职务，张放亲属强烈抗议，难以开追悼会，西城区教育局调走了他，调到别的中学。
1979年时张放的女儿唐京京是大北窑一带一工厂的工人，她弟弟参军了，她父亲再婚了。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但是，知道张放的王小波，见证了张放的苦难的她的同事们，还记得张放：一个被文革害死的人，一个穿35号鞋子的小个子的女人，一个母亲，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曾经在有三千年历史的北京城的中心的一个中学里教书。
在我们能责备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前，我们确实不必多加责备那些忘记了学校里的死亡和残暴的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赞扬那些牢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人，那些记住了张放和别的文革受难者的人们。我向他们再次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