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是一名301解放军医院的外科医生，20多年前他在急诊室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场景，被子弹击中死去的年轻学生们。多年之后，在SARS病情被掩盖的时候，他选择以实名公布真情并奇迹般得赢得了这场公共卫生的“宣传战”，他是蒋彦永，一位诚实的医生。但是因为良心的召唤，他和他的家人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价。
节选自PhillipPan（潘公凯）所着《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献给一直铭记历史的中国人
以下是本章节选：
他只是一个上年纪的医生，但他使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局面。即使政府已在控制SARS疫情，蒋还是感到有些内疚。隐瞒萨斯病情不是他第一次需要决定是否向党的权威低头，面对错误行为保持沉默。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面临过类似的选择。他相信他当时的做法是可以见人的。他宁愿接受退休，也没有赞同政府的镇压。多年来，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偶尔，他私下告诉朋友1989年6月3日夜间他在急诊室看到的情形，但他从未公开发表自己对政府的批评。他同情那些被枪杀者的家属，但他知道公开讲出来会令他自己丢掉工作，甚至丢掉他的养老金和住所，并肯定会令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像其他数百万被大屠杀激怒的人和对中国此后所走道路感到失望的人一样，蒋选择了在沉默中生活。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决定在他心头越来越沉重。
他对此是否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能否做得更多？由于现在公众称赞他的正直，并把他誉为揭露政府隐瞒非典的"诚实的医生"，他心中那份羞耻感和悔恨比以往更强了。正如他在萨斯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面对权势说出真话，能迫使党承认其罪行并改变历史，那么他为何要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上保持这么长久的沉默呢？这些年来，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协，太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呢？当这位上了年纪的外科医生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他思考的就是这些难题。对它们他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月。然后，在党庆祝抗击非典的胜利，并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公众忘记他之时，蒋彦永暗下决心，决定再次发言。他在非典危机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资本，他决心利用它们替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个公道。
蒋坐下来开始写作，记录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个夜晚，并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党的新领导人。被压抑的记忆和情绪如洪水一般涌来，他写的一点都不费劲。“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写道。“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唿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唿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蒋报告说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蒋写道，那天晚上他治疗的学生都是无辜平民，是和平抗议腐败和唿吁政府廉洁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战士们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败的头头在胡来”，并从各省召集增援部队。那些部队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学生运动，只被告知要对“反革命暴乱”开火。
在数月之内，蒋一页又一页地在信中写出他的心声。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要打破他在天安门问题上的沉默。这些年来，他曾与朋友们讨论此事。这些朋友当中很多人也因为拒绝采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镇压，已被提前退休。现在，他把信的草稿给他们看了，并要求允许把他们也写进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激发起他的行动。他觉得好像他既是为自己在写，也是为他们在写。他所写到的一个同学，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级官员唐佩弦，在屠杀之后的清洗中丢掉了职务。当时党的官员对他施压，让他支持镇压。唐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当年参加了共产党支持的对国民党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推翻了他们的共产党，怎么能够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蒋的另一位熟人，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在一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上发言反对屠杀。没有其他政协委员有勇气站出来支持他——这些人里有一些是国内最聪明的人才。蒋写到，他们的沉默令吴很失望。在吴的晚年，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吴去世前不久，他告诉蒋，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蒋写到。"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蒋还写到了他一位病人的妻子，历史学家丁子霖。她17岁的儿子在大屠杀中死亡。她是“天安门母亲”的领头人，这是一群家长，也有其他人，他们争取记录下在镇压中伤亡的人员姓名和他们的故事。蒋最近看了她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有关该团体的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蒋写到。“——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蒋写到，每年“天安门母亲”都唿吁全国人大采取补救措施，但每年都被置之不理。
党担心承认大屠杀会造成“不稳定”，但他认为，这种对稳定的迷恋只会激起更大的怨恨和不满。每到春天，随着大屠杀纪念日的临近，党就会变得紧张，并动员起来防止任何纪念受害者的企图。它要人们忘记天安门事件，继续前进。它先是把大屠杀说成是“政治风波”，然后又说成只是一个“事件”，并希望事情的真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一直被迫保持沉默，但是每过去一年，他们的愤怒和失望都会进一步增加，而党的焦虑也随之攀升。蒋敦促新的领导人采取一种新的措施。他们应该承认党派遣军队进入广场，并责令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是错误的。要解决大屠杀死者亲人们的痛苦，要承认示威者并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诚实的爱国者。简单地说，蒋要求他们结束谎言。他认为，只有在党纠正错误之后，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之源。
蒋给朋友们看信的草稿并进行最后的修改时，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离他揭露隐瞒萨斯疫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全国人大又在准备召开。再过几个月就是天安门大屠杀15周年了。从蒋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机非常好。"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他写道。"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蒋把信复印了80份，并列出了全国高级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的领导人。他把大部分信都通过当地邮局以快递邮件发出。剩下的他请几位有关系的朋友亲手递交。最后，他给了他医院里的上级几份副印件，要求他们通过官方渠道上报。然后，他回家等待反应。
医院的院长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恒在两天后来到了蒋家。他们是有着长期军旅生涯，对党忠诚的官员。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依靠听从党的命令赢得晋升。朱是个自大的人，当时六十出头，眼睛很细，嘴唇苍白。他首先开口。所有公民都有权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他告诉蒋。但党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场早已确定，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与这一立场"保持一致"。"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认识，"他说，"认识到你的行为是不对的。"郭则更不客气。"你这样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宣布。蒋与这两人争辩一阵，当他们警告他不要把他的信交给媒体时，他答应不会那样做。他提醒他们，他通过适当的途径散发了他的信。并表示，他既不会接触记者，也不会把信在互联网上公开。这是一个容易作出的承诺。蒋的信发给了如此多的人，他知道别人把内容透露出去，只会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四天之后，果然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