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xx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xx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馬丁·尼莫拉牧师。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1945年。
我什么也不是，就有个最大的恶习：喜欢写日记。
文革来了，中央文革要追杀写日记的人，因此我尽管只有17岁，但也在追杀的范围内。
1966年的5月1日，包头市刮起沙尘暴。黄沙四起，遮天蔽日。那时我正蜷缩在包头青山区406工地（包头第二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的窝棚里休息。心情不好，又无处可去，写日记聊以自慰，天气自然也在描述之中。
到了1966年的6月，我被揪了出来，其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把社会主义明朗的天空描写的无比黑暗，反革命的阴暗心理略见一斑！”
我的日记摘抄贴满了职工食堂。摘抄一段日记、紧接着附一段评论。我认为没有一条有说服力，比如：“落日将云染成凄绝的艳红，瑰丽的彩霞簇拥着太阳，在主厂房的上空放射出万道光芒。”这句话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日薄西山”。
有同事的祖上在明朝嘉靖年间做过一任县令，就被定性为“隐瞒重大家庭历史问题！”。
当时内蒙古博物馆顶端的奔马，因为头是向南的，造反派就说作者的意思是要奔向台湾。我想，如果向北呢？又会说想奔向苏修。如果马头向上呢？一定会说你要奔向太空，想逃离社会主义祖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我百口莫辩，只好闭口无言。懊悔怎么会想起写日记呢？惹出泼天的大祸！我的日记平常锁在提包里，是谁拿去看了？是如何打开锁的呢？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我终于知道，就连我和家里的通信，组织上也都全部拆开看过。因为在后来的审问中知晓，他们对信中的每句话都了如指掌。
到了1966年的8月20日。公司文革小组召开全公司职工大会，主席台下黑压压地坐着一千多人，我被积极分子围在左右。后来台上的文革组长一声令下，一个个已经被内定的“反革命”、“牛鬼蛇神”就被轮番地揪上台。一上台，头上就被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上一块大牌子，牌子上书写：“反革命、牛鬼蛇神×××”，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叉。
每个被批斗者被两个壮汉强制性地按扭住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又把被批斗者的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胸前挂的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从姿势上看有点象鞠躬，但这当然不是主动向人表示敬意的弯腰礼，而是将通常强迫犯人低头认罪以示惩戒的示威手段，施之于被批斗者。对被批斗的无罪者和看重面子的传统人格型中国人来说，是体罚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让人在恍惚中把肉体的苦难与精神的罪恶联系起来，强使被批斗者将罪感内化。
我是最后被老鹰抓小鸡一般拎上台的。一共17个“反革命”、“牛鬼蛇神”。排在最前面的原党委书记邱莱，是一位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和赵紫阳还是战友。其余的人不是“反动技术权威”，就是“地富反坏右”。
坐“喷气式”飞机可真难受呀，汗流如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批斗会一结束，声势浩大的游街就开始了，17个“牛鬼蛇神”被押解着从工地大门出发，绕着青山区的主要街道转一大圈，每个牛鬼蛇神的脸上都被涂抹的五颜六色、手里都提着或脸盆、或畚箕、或铁片、或破锣。一边敲击，一边口中高喊：“我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围观者甚众，许多大人朝我们的脸上吐唾沫、扔石块；小孩子们则欢呼雀跃地跟着一路小跑。
17个人中，我的年龄最小，因此排在最后，我听到有围观者在喊：“快来看，这里面还有个小牛鬼呢！”。
当年鲁迅先生描写的在东北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抓住了一名中国人，称此人是俄国间谍，将其斩首处决。围观的中国人脸上表情冷漠。而1966年此时的中国人却犹如过节般地喜庆。
当年袁崇焕被押到菜市口，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纷纷去看这个明朝最大的汉奸受刑，因为群众不了解真情，以为他是个大汉奸、卖国贼，当刽子手开始行刑时，群众纷纷给刽子手投掷铜钱，买袁崇焕的肉生吃，可见对他恨之入骨，一代忠臣就这样看着自己的肉被一块块的割下，被人们分吃，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残忍是教出来的。当革命群众被洗脑以为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以为国民党抓着好人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以为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然后，他们就天经地义地肩负了责任，也就有了权力，向他们报复的权力，而且同样残忍。这种仇恨教育能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文革中学生活活打死自己的恩师的事情,不胜枚举。都是洗脑后被仇恨教育的结果。
在我的这17个伴侣中，后来只有十几岁的刘光明自杀了；三十多岁的四川籍工程师陈炳利被逼疯了；党委书记邱莱被打残了，其他人也都抱病终身。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死，一直能够活到现在。不是我的意志有多么坚强，而是我求生的欲望太强烈了。
我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知道，历史往往是惊人地相似，一切都会过去，只要你能够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