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救人”并没有成为“救灾”的主要指向。(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当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救人”并没有成为“救灾”的主要指向。让“救灾”为“文革”的政治服务，或者说，变大灾难为政治上的大好事，才是其时“救灾”的主旨。
当时虽然也高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革命”是首要的，“生产”是次要的。以“革命”促“生产”是“正确”的说法。如若将“生产”置于“革命”之前，那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救灾部队居然为“救人”是“革命”还是“生产”而困惑。如果“救人”只是“生产”而不是“革命”，那将“救人”放在首位，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救的人越多，错误便越严重。所谓“困惑”也只存在于少数较有头脑者的头脑中。在实际的“救灾”中，是将“救人”看作“生产”而非“革命”的，也即在“救人”之上还有一个高于一切的“革命”。
不然“一分不差”的故事就不会传诵一时：某部一排清理挖掘银行金库，地下共埋压现金91万515元零9分，在挖出大部分，只剩下5元钱、5分钱、3分钱、2分钱时，银行工作人员几次阻止，表示误差已经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不要再费劲了。战士们表示：财经纪律允许有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他们摸着黑，打起手电，在砖缝里抠，在泥土里刨，终于找到了最后一枚糊满泥土的二分的钢鏰儿。《解放军报》对此专门做了突出报道。无数的生命在钢筋水泥下等待救援，以“救灾”为师出之名的部队，却为国家的二分硬币“挑灯夜战”。
不难想象，在这些战士为寻找二分硬币而细细抠着砖缝、轻轻刨着泥土时，近在咫尺的地方，就有一个又一个的人在钢筋水泥下呻吟着。他们或许并没有听到这呻吟。但即便他们听到了，也会无动于衷。因为无动于衷才是正确的。如果有动于衷，如果因这呻吟而影响寻找那枚硬币，那就是思想上出了“问题”。当然也不难想象，当二分硬币终于找到时，当一整排战士为这二分硬币的“出土”而欢呼时，身边已有些人刚刚死去或正在死去。要说这些不找到二分硬币誓不罢休者完全无视人的生命，他们又分明是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如此行事的。那无数钢筋水泥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是“人民”，而那二分硬币却代表着“人民”，于此亦可见“人民”二字在“文革”中是怎样庄严神圣却又空洞无物了。这一排战士是为二分硬币而在手电照耀下抠遍砖缝、刨遍泥土。如果要寻找的是一枚一分的硬币，他们的劲头也丝毫不会减弱，甚至会热情更高、干劲更大、精神更亢奋。因为抠刨一分硬币，政治意义更大。“文革”期间，强调为国家和集体牺牲个人。个人的付出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之间的落差越大，该行为在政治上就越有价值。为救集体的一头牛牺牲生命，固然是英雄。为救集体的一只羊牺牲生命，则更是英雄。由此又可以这样为“文革”下定义：“文革”就是国家和集体的一分钱，重于一条人命、十条人命、百条人命、千条人命……
（本文略有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