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9日，历时二十天、决定知青命运的四省五方昆明会议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随即掀起上千万知青返城大潮。
当返城大潮渐渐平息下来之后，除了因各种原因留下来的之外，还有些知青永远长眠在了曾作为“知青点”的那片土地上。有的悲壮，有的凄惨……
1969年严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长水河农场七分场女连值班的霍春英、杨凤云去井沿把水挑回来，烧热了供大家洗漱。突然，有人尖叫起来：“这水怎么发红啊？”大家都觉得纳闷，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二连炊事班的邓凤坤、张居森等人刚刚从被窝里爬起来，正准备做早饭。营教导员“郝大胡子”就推门进来了，使人不解地说了一句：“告诉连长查一查，你们连缺人不？”
又过了一会儿，劳改大院内外就响起了刺耳的紧急集合哨声。原来，从井水发红，进而怀疑是不是有人掉井里了，又各连一查，发现女连的张焕芝不见了。张焕芝挨着霍春英睡，霍春英那天值班起的早，起来时就没看见张焕芝，但当时也没在意。“郝大胡子”把情况一通报，女知青们就炸营了，有的急得直哭。难道张焕芝真掉井里了？
营部赶紧找人打捞。下井捞人的是“二老改”魏连奎。给他身上绑好绳子，几个人站在井沿一点儿一点儿往井下放。长水河七分场的井有五、六十米深，井壁冻得只能勉强容一个人挤着通过。中间，把魏连奎拽上来一次，他浑身哆嗦着说，井下确实有人。大约近一个小时吧，魏连奎用双手拽着张焕芝的两条大腿，终于被拉上来了。
此时的张焕芝上身穿着已洗褪了色的兰上衣，一只胳膊带着套袖，另一只套袖没在胳膊上；左手向前伸，又弯回身体一边，右手伸向身体右侧；下身穿着带补丁的兰劳动布裤子，脚上穿着打补丁的棉胶鞋；脸色铁青，鼻子里往外冒血。人显然不行了。几个女知青哭着喊着往上扑，又被人拉劝住。
“郝大胡子”安排人把张焕芝抬到营部的一间小屋里，放在一个长条椅上。与张焕芝同属鹤岗一中的董惠珠、霍春英、张岚欣等几个女知青坚持认为张焕芝还可以活过来，轮流看守着。一边给张焕芝擦鼻血，一边往炉膛里填拌子。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张焕芝也没有醒过来，她确实死了。董惠珠花了5元4角钱给张焕芝买了双新鞋，企盼她一路走好。
关于张焕芝的死，当时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张焕芝是被“二老改”推下井的。也有人说她和远在鹤岗被批斗的哥哥划不清界限，思想压力太大，自己跳的井。葬在七分场畜牧连后山上的张焕芝的棺木，后来被狼掏散架了，尸骨荡然无存，只剩下些零星的破布片。
1972年的初冬，大田里的玉米还没有收完，为了建设“大寨田“，江滨农场组织知青参加兴修水渠会战。为了抢工期，几十名男女知青吃住在工地上。知青们在山坡上挖了几个地窖子临时居住。一个多月过去了，知青们累得个个筋疲力尽，尤其女知青体力消耗更大。好不容易捱到晚上收工，个个累得东倒西歪，步履不稳。女知青们平时爱洗洗涮涮，现在也不洗不涮了，晚饭后迫不及待地钻进地窖子里，躺在草铺上，很快跌入梦乡。
这天的夜晚格外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初冬的寒风夹带着雪花，从透风的草棚缝隙中吹进地窨子，散落在知青们的棉被上。
在一个18名女知青居住的地窨子里，17名女知青早已入睡了，只有女知青班长还在一盏小煤油灯下，在为一名女知青缝补棉鞋。时间在一针一线中流失，浓重的夜色伴随着女知青熟睡的鼾声，终于动摇了女知青班长的意志，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越来越粘滞，眼神变得越来越恍惚。她终于歪卧在草铺上，手中还没有缝补完的棉鞋从她的手中慢慢地滑落，碰翻了煤油灯。煤油很快地溢流出来，迅速地点燃了草铺、被褥和地窨子干燥的草棚。仅仅几秒钟地窨子就陷入了无情的火海。
这场大火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当知青们匆匆赶来时，赫然看见：18名女知青全都拥挤在地窨子的门口处，可惜地窨子的门是朝里开的，无情地挡住了女知青们的逃生之路。18名女知青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了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凝固地保持着这种受难者的姿势，仿佛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她们是怎样用年轻的生命抗拒苦难和死亡猝然降临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在这座尚未冷却的残酷的人生雕像面前，知青们全都失声痛哭，哭着猝然死去的战友、同学。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6岁。
知青们呼喊着她们的名字，把她们遗体分开，分成三排埋葬在水渠的山坡上。
1968年10月30日，鹤岗三中初一学生桑鹤杰与高础石、吴士良等同学一起，下乡到鹤立河农场二分场。刚来到农场，发现这里能买到牛奶，这可是稀罕物，鹤岗那些年很难买到。桑鹤杰立即到五分场买回来牛奶，分装在碗里，冻成一个个奶坨坨，送回鹤岗孝敬父母。从此，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奶坨”的绰号。哪承想，这个绰号越叫越响，人们甚至忘记了他的本名。
“奶坨”细高个，脸很白净，说话幽默诙谐，极有意思。后来，杭州知青来到鹤立河农场，带来了水乡的习俗，也带来了很难听懂的杭州话。“奶坨”的语言接受能力强，听得懂，学的也快，很快便满口杭州话，和杭州知青对答如流。更妙的是他能说一口变调的杭州话，引人笑得要死。干活休息的时候，大帮人坐在他的周围，不用大伙怎么要求，他就开始表演。连说带比划，南腔北调，外加传神的表情，听众笑得肚子疼，弯着腰直喊“哎呦”。还有的“咕咚”一声仰到水沟里，滚了一身泥。
1969年冬季，知青们已学会了装车，学会了装拖拉机拉的大爬犁。往大爬犁上码水稻垛，既要力气，又要技巧。大钢叉撅起二、三十斤重的稻捆，连续不断地举过头顶，挑上爬犁。稻垛越码越高，足有两三米高。“奶坨”体力弱，却手脚灵活，就在上面码垛。4个人挑稻捆，两个人码垛，如果配合得好，上夜班比上白班自在很多。
那天，夜幕沉沉，天上的星星被飞卷的雪雾全遮住了，田野黑暗无际。拖拉机前灯打开，两条光柱平射出去。爬犁上稻垛已经码高，后灯射不出去，人只能在阴影里活动，很有一种神秘感。夜渐渐深了，最后挑上几捆后，6个人全爬上垛顶，舒舒服服地躺着长长地出口气，心里念叨着：“太好了，就这么一会儿，给县长也不换！”
冰雪覆盖着秋翻过的稻田，田埂已被平整过。拖拉机一路鸣叫着，拉着大爬犁慢慢爬行。突然，发现稻垛前角要跨落下来，“奶坨”一翻身，爬起来冲到前面，想靠体重压住。意想不到的是，前面的稻垛呼啦一下子全部塌下，人立即随着稻捆翻滚而下。拖拉机的轰鸣声完全压过后边人的大声疾呼。等拖拉机停下来的时候，为时已晚，“奶坨”的英魂早就远赴仙界去了。
知青们在二分场以北通往八分场的大路东边，靠近黄花岗的地方，点了一处好穴，作为“奶坨”的安葬之地。告别那天，狂风呼啸，飞雪弥漫，全分场五百多知青，手持白花素联，排成一条长龙，无言地前行。鹤岗一中的张秀夫和王诚信敬献的挽联，上书“风雪茫茫哀忠魂，丹心泛彩照后人”14个大字，伴随着送葬队伍猎猎飘扬。
江滨农场有个姓胡的知青连长，五十多岁，人高马大，花白头发，馿型长脸。最精彩的是他那双眼睛是对眼，越激动眼球对的越厉害，几乎看不见黑眼球，背后人称其“胡对眼”。
胡连长其人，不但眼睛不正，心术也不正。他那双对眼总是在年轻漂亮的女知青身上扫来扫去。据当地人讲，此人搞女人是很有手段的，只要他那双对眼看上的女人，早晚都会被他弄到手。
没过几天，胡连长那双对眼果然瞄准了下乡知青中最漂亮的胡静。她开始单独找胡静谈话。没多长时间，他就把胡静派到场部卫生队学习去了。三个月后，胡静学习回来，当上了连队的卫生员，独自住进了连队卫生所。
一个漆黑的夜晚，胡连长以肚子疼为名闯进了卫生所，把漂亮的女知青胡静奸污了。为了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胡连长对胡静进行威胁、恫吓，三天两头的到卫生所与胡静幽会。
没有不透风的墙。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指导员和几名知青撞开了卫生所的房门，黑暗中将胡连长从胡静的床上拽了下来，把事先准备好的麻袋套在他的头上，上去就是一顿毒打。直打得胡连长鬼哭狼嚎，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求饶。拳打脚踢之后，胡连长被知青拖到连部，拨通了场部的电话，让他自己向场长交代。胡连长面如土色，擦了擦嘴角流出的鲜血，揉了揉被打青的对眼，当着大家的面，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第二天早晨，场部来了几个人把胡连长押到了场部。也就在同一天的早晨，胡静在卫生所的房梁上上吊自杀了。知青们含着眼泪把胡静安葬在一片白桦树林里。一朵鲜花就这样凋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