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受难者(图)

2012-06-16 13:00 作者: 崔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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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阳
图/Benson Tsang

“还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这些人,当年他们的斗争,后来所遭受的迫害,他们这些基本情况都还没有披露给世界,世人所了解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李旺阳,邵阳人,参与八九民运,(判刑)13年,2000年获释;2001年接受境外电台采访和‘中国人权’8,000元人民币生活资助,遭判10年,现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

以上数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国异见人士黄河清编录的“六四底层列传”名单,有关“六四铁汉”李旺阳的简介。其实,要不是李旺阳生前(5月22日)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的访问,以百病纒身、严重伤残之躯,在镜头前掷地有声地说无悔参与八九民运,“就是砍头我也不回头”,并在受访短短两周后(6月6日)在下榻的医院离奇身亡,相信海内外知道“李旺阳”这个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在香港社会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涌迫使一些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承诺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彻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众知名度比李旺阳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难者,多年来又得到海内外的多少关注?

“暴徒”的下场

根据黄河清的“六四底层列传”(收录于蔡淑芳所著的《广场活碑》),“六四”后全国15个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当中北京巿便占了1,209人。全国共有26人被判处死刑,当中只有一人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当年全被枪毙。

而由张良所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列出全国因为牵涉民运而被捕(包括向当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达5,104人。官方资料方面,北京巿委办公厅在1989年8月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

在八九民运时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的北京异见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进行有关“六四”后被当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调查。他接受《阳光时务》访问时称,当年北京巿政府管辖的五个监狱或监禁处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为牵涉八九民运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缓不等的重犯,全被关在位于北京巿朝阳区南豆各庄乡的北京巿第二监狱,至今还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们当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农民,被判监禁的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因为曾参与民运的学生,相对普通巿民都较有组织,有讯息渠道,因此政府对他们往往都有点网开一面。”

“他们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踪火、抢劫、参与暴乱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实都没有与戒严部队正面(暴力)冲突,例如有巿民因为仅仅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或是检起子弹头,就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

现年58岁的李海,因为在九十年代长期从事追踪“六四沉默受害者”情况的调查和统计工作,1995年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当年,公安把他的调查资料全数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凭记忆讲述当年报告的内容。当中不少史料,难免因此散佚。

李海称,根据他当年的统计,北京当年共有八人因为被指纵火焚烧军车被判死刑,当中只有环卫工人王连禧,最后因为经医学鉴定为智障人士而没被处死。他在二审时改判无期徒刑,2007年出狱。王出狱时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过活,生活非常艰难。

“政府对这类人的打击都很重。他们当中很多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学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关押了很多年。他们出狱后,遭受贫困的生存压力,很难找到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终生没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的李海称,他在2004年获释以来,也从未得到过政府的低保,一直以来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济维持生活,还要长年受到当局的重点监控。

“自出狱以来,警察对我的骚扰都非常厉害,不少时间我都被软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当局对我的打压更变本加厉,有几次我被政府人员绑上双眼带走,关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宾馆,一关短的就是一个星期,长的就是四十多天。这样我的生活就很难正常,工作也很难搞。”

不为人知的迫害

同样曾经参与八九民运的江苏异见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发表《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他接受《阳光时务》访问时说:“当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积极参与民运的人。四川、湖南、山东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缓、无期徒刑、十五年(监禁)以上的都有。当然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还有几个人还关在监狱里之外,其余各地的都放出来了。”

为了撰写这篇报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联络了全国各地关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较完整的名单,并参考了“天安门母亲”组织以及一些海外中国人权组织的资料。“拿到倒是还算顺利,但是过程中也被当局严密地监控,后来(政府人员)就到我家里来抄了两次,把电脑、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杀那一天,起来反抗屠杀的工人和市民。这群被当局称为‘六四暴徒’的群体,得到境外有关机构的关注很少。他们关进去的时候都二十来岁,有的关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来就是关了二十三年,四十多岁也没有成家,也没有谋生的本事,也没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他们的处境应该是比较差的。”1989年时年仅22岁的小贩李玉君,当年因为点燃了一辆普通民用运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车,阻止解放军入城,结果被当局以纵火罪判囚23年。

对于李旺阳的“被自杀”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寻找。他虽然从未与李旺阳有过交往联系,但认为李当年积极投身八九民运,出狱后仍然继续为民主奋斗,因此又换了第二次监禁,形容“在中国愿意为民主献出自己绝大部分东西的人,为数已不多”。他慨叹说:“还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这些人,当年他们的斗争,后来所遭受的迫害,他们这些基本情况都还没有披露给世界,世人所了解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内地,官方传媒至今对李旺阳之死三缄其口,即使在微博、讨论区等网上平台,网民讨论李旺阳事件的气氛也并不热烈。一名在上海某电视台供职的媒体人说:“相比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当年学运领袖,李旺阳的名气不大。此外,邵阳巿位处偏远,历年来外界关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发了万人游行,我身边朋友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对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应,感到有点不解:“坦白说,内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去年底广东陆丰乌坎村民薛锦波之死,又没有像这次引来这么大的反应呢?”

这名经常“翻墙”浏览海外敏感资讯的媒体人形容,李旺阳事件目前仅在内地公共知识分子等“小圈子”群体获得关注。“李旺阳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众最直接的利益离得太远。与上次乌坎事件的薛锦波之死比较,征地、拆迁这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很多民众利益都受到侵害,所以因此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较受人关注,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但是李旺阳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关心的。”但他补充,一些人还会默默关注李旺阳事件,但就不愿意公开谈论,更遑论以实际行动声援了。

在海外有较高知名度,曾经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异见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网上公开呼吁海内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当时刚刚出狱的李旺阳捐款,以解决他生计问题的燃眉之急。可惜,当时只在美国之音等少数长期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海外媒体,以较大篇幅报道这个呼吁。至于香港主流传媒,直到李旺阳不幸离奇去世前,对他却甚少关注。《阳光时务》记者近日曾多番联系秦永敏,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普通人如果真要帮忙的话,那还是很容易的。即便他们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了解到他们的基本情况,应该并不难。可惜的是,真正着手去帮的人比较少。”江棋生慨叹,境外传媒以至有关团体,以往一直很少关注“李旺阳们”这类知名度较低的长年受迫害异见人士,他们长年因此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想对他们来说,经济上最好希望能够雪中送炭吧。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稳定,也不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们名气不大,也应该如实地肯定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

身兼职工会联盟秘书长的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阳生前曾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其家人长年也生活结据。为了援助李旺阳的家属,职工盟已为李家设立捐款专户,目标是为他们筹集50万港元,以应付李旺阳的后事和家属日后生活所需,超出之数则将会拨作设立永久“六四纪念馆”之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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