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金融和经济都是阴云密布：欧元区、美国、中国概莫能外。事实上，到2013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极其困难的情况，没人能独善其身。
首先，欧元区危机正在恶化，由于欧元维持强势，前瞻性财政紧缩将会深化多个成员国的衰退，而外围国信贷动荡和高油价又阻挠了复苏前景。随着跨国及银行间信用的收缩，加上希腊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无序退出欧元区，将导致资本外逃演变为外围国银行的大规模挤兑，欧元区银行系统正在分崩离析。
此外，随着西班牙和意大利利差回到不可持续的峰值水平，财政和主权债务紧张状况正在恶化。事实上，欧元区所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针对银行（目前是西班牙银行）的国际援助，而是在欧元区和国际防火墙不足以抵御西班牙和意大利事件的情况下，进行完全的主权援助。
在更远的西方，美国经济表现也颇萎靡，一季度增长率只有区区1.9%，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此外，4月和5月就业增长不振，因此美国经济可能会在年底陷入停滞。更糟糕的是，明年发生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增加：即使看起来令人悚然的美国财政悬崖最终只是次要的拖累因素，税收的增加和转移支付的减少，也将削弱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此外，不管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赢得11月总统大选，关于财政调整的政治僵局都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关于债务上限的新斗争、政府破产的风险以及信用评级降级，将可能进一步抑制消费和商业信心，拖累开支并加快资金涌向安全资产（从而加速股市下跌）。
在东方，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如果提振消费的改革来得太晚、力度太轻，则中国可能在2013年陷入衰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必须加快结构性改革，降低国民储蓄，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
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的经济减速已经对其他新兴市场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是由它们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决定的（也就是说，“脱钩”并没有发生）。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缺位以及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演进，正在妨碍它们的增长、削弱它们的韧性。
最后，在中东，以色列、美国与伊朗关于核浓缩问题的紧张对峙可能在2013年爆发。当前的谈判可能会失败，即使收紧制裁，可能也阻止不了伊朗制造核武器。因此2013年可能爆发军事冲突，这将导致油价的暴涨和全球衰退。
这些风险已然对经济减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国股市都在下跌，导致了消费和资本支出的负财富效应。重债国的借贷成本在上升，信贷配额正在挤压中小企业，而商品价格的下跌正在拖累出口国的收入。风险厌恶度的上升正在导致投资者采取静观其变的立场，而这给经济减速带来了某些自我实现的效果。
与2008~2009年相比——当时决策者拥有充足的行动空间——货币和财政当局的手段快要用尽了。货币政策已经撞上了零利率和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南墙。事实上，经济和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动性，而是信用和偿债能力危机。与此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不可持续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严重掣肘了进一步财政刺激的空间。
在私人和公共去杠杆化侵蚀着经常项目赤字国的内需，而结构性问题给盈余国带来相同影响的当口，用汇率来提振净出口是一个零和博弈。毕竟，一国货币贬值和贸易平衡的改善，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货币升值和贸易平衡的恶化。
与此同时，阻挡、隔离和援助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也因政治和濒于破产国无力吸收银行系统更多的债务，而被束缚住了。结果，主权风险正在演变为银行风险。事实上，不少国家（特别是欧元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公共债务转移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为避免欧元区出现无序结果，当下的财政紧缩应该大大放缓，新的欧盟财政契约应该辅之以增长契约，财政联盟应该辅之以债务共同化（欧元债券）。此外，即使希腊脱离欧元区，也应该成立完整的银行联盟（以泛欧元区存款保险为第一步），并考虑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
不幸的是，德国阻挠着所有这些关键性政策措施，因为进一步的经济、财政和银行一体化会让其纳税人暴露于信用风险中。结果，欧元区灾难的发生可能性变大了。
尽管欧元区顶上的阴云最为恐怖，但这并不是唯一威胁全球经济的因素。我们还是未雨绸缪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