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调整使传统的“通才教育”为新的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
2012年，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年校庆。这一切，都源于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从此，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
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的方向：高等学校不应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要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农业专家、统计专家等。
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中国此时也面临的任务，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中国成为最轻视综合性大学和文科的国家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323种，其中工科就有183种，学生数也由1947年的17.8%上升到1957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年则降到22.5%，1957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
“破旧”--国立中央大学：一分为八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然而，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之时，这所由蒋介石任终身名誉校长的学府也将面临新的转折。数年之后，新的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据茅家琦回忆，其实自1949年起，对南大的控制已经开始。1952年的暑假之后，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用茅家琦的话说，“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让南大“伤了元气”。尘埃落定之后，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仅余13个系。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
一代法学精英荡然无存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但到了1952年这个时候，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
1952年10月，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撤销。与此同时，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几乎都在这轮合并、撤销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全体在职教员，除了小部分党员外，大多被迫改业、或被发配远地。中国法律精英们“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
最后的燕大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详细]
“立新”--“人民的大学”
第一所“属于中国人民”的大学
刘少奇开宗明义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新型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唱道：“上大学就要上人大”。
政治局作出《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由朝阳大学改组的中国政治大学，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抽调部分干部，创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一所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组建而成的新型大学。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刘少奇曾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旧大学通才教育中学非所用的现象。成仿吾记得刘少奇特地举了他和鲁迅的例子，成仿吾曾在日本是学兵工，鲁迅是学医，结果都成了文学家。刘少奇说，人民大学就要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这一时期，得到加强的不仅有人民的大学，还有人民的中学。1953年8月，为与社会快速的发展相适应，华北工农速成中学，合并到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0月，一串在响彻全国的名字，陆续在这个学校注册，他们中间，有创造“郝建秀工作法”的纺纱女工郝建秀、战斗英雄周天才、战士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杭佩兰。
结语：
院系调整使传统的“通才教育”为新的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