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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公司"－－党与商业
在"八九民运"所留下的个人和政治印迹依旧很鲜红的1991年底，一些官员、学者和报社编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几百公尺外的北京饭店会议室。在会议举行、宣言拟定不久，即为支持这场使立即表明与其无关。几年后，出席者的名单人仍引发议论，尤其是陈元，当时他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属于太子党，是著名中央计划推行者陈云之子。不过，日后引起强大反弹的会议主题倒是毋庸置疑，聚会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也一样。
党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大道的抗议者，使得人民心寒。经济政策限于强硬派与开放派的斗争，前者视镇压为重回老式国家控制的契机，后者以邓小平为首，谋求夺回巩固市场改革的主导权。许多知识分子对镇压异议人士及处罚抗议者的残酷手段，仍深感痛苦和难过。
苏联集团逐步解体所带来的冲击，撼动了整个体制。北京饭店会议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已被军事政变推翻，中国先是高兴，接着几天后见他重新勉强上台，顿感不快。在中国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是破坏全球共产主义的罪魁祸首。他的政治改革，不仅严重削弱苏联本土的共产党，还丢下所有东欧兄弟共党不管，看着它们一个接一个在他身旁垮台。
有鉴于所有这些事件，北京饭店会议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崩溃，要如何确保共党在中国的生存？会议得出的结论，写成14,000字的宣言《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有点激进，但也有先见之明。宣言提到党领导军队时说："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换言之，党要拥有中国名下庞大辽阔的资产，不管是大型能源企业和实业公司，还是土地，一切资产全都隶属于党，而不是政府。
以今天强大并充满自信的中国，其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繁荣带来的财富来看，很容易忘了当时没有人保证它能成功。相反地，六四后的中国陷入愁云惨雾和政治僵局，因为西方国家制裁而被国际孤立。这些年来，党成功压制国内各地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以致现在青少年全然不知此事，很多外国人也认为不值一提。总书记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因为反对使用武力而下台，在他于2000年初过世时，许多30岁以下的中国人甚至不识此人，因为宣传部自从他下台后在整整十六年里，禁止媒体报道他。
……
经济改革初期，与大型国企打交道的许多外国人觉得，自己很像"八零年代"初期负责上海宝钢发电厂谈判的日本三菱主管。当中方在会谈压倒日方并迫使他们让步，日本人很不爽。三菱高阶主管高喊："是的，谈判你们是赢了，但是你们是用国家队打我们企业队！"国企巨头陈锦华在传记《亲历中国改革：陈锦华国事忆述》讲到这件事，他说日本人是对的。陈锦华写道："为了这次谈判，我们把当时电力系统中的许多强将都请来了，日本的三菱作为一个公司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这个例子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
二十年后，当中海油这个大型国企航向境外，现在以"中国公司"已为人熟知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既占尽优势也让人尴尬。雪上加霜的是，国企之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取而代之的是，党设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竞争形式，以善加利用国有部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公司"早已不再是陈锦华所描绘的巨怪，而是贪婪庞大的鱼群：它们对身旁的鱼保持警觉，尽管游往同一方向；中国企业在国内与海外各自争取交易，就像鱼群追逐少量的食物；整群鱼由共产党这条母鱼指导，其竞争力不输海中的任何大型动物。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人民的动物本能，许多人抓住机会，几十年来第一次赚到钱。比较难懂的是党如何同时解放政府的动物本能，力量之强大超出想象。党面对的国企问题在一夜间完全改观：九零年代，党担心企业的存活；二十一世纪初，党担心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管束，因为改造后的企业是如此庞大、富裕和雄心勃勃，其中许多还只是刚起步而已。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Richard McGre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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