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
傅高义长期钻研中国问题，其观点自有其独到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在我来看是错误得离谱，充分反映出部分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的误区所在。
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 反映了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误区
傅高义的观点中最为我所不能同意的是，针对邓小平做出开枪镇压民运的决策，傅高义充满同情和理解，他认为“如果换位思考，着眼中国的统一和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看来，做出这样的判断可能是对的，尤其是对当时的中国而言。”
我认为，这个定论有悖於基本事实，是一厢情愿地为共产党着想的判断。
1989年数千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引发全国性的民主运动，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除了开枪镇压，真的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当然不是！
首先，学生提出打倒官倒，铲除腐败，这是正当合理的要求；学生绝食，占领广场，所提的要求无非两条：一是与政府对话；二是修改“四二六”社论。这根本不是什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如果当局宣布接受学生的两个条件，学生自然没有理由继续绝食，事态也就会平息，这难道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吗？这难道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也许傅教授认为，中共不可能做出让步，所以这不是现实的选项。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实际上已经准备采取缓和的方式，部分接受学生的要求了，所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後来邓小平，李鹏发动政变，迫使赵紫阳下台，这个可能性才破灭的。
显然，事情并不是傅教授说的“当时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事实是，更好的办法被拒绝了，因此才导致了最後的悲剧。而这个拒绝者，就是傅教授充满尊敬的邓小平本人。傅高义的看法，是颠倒是非的看法。
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其实反映了部分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误区。他们不是站在是非曲直的立场上，不是以普世价值为判断的思想基础；相反，他们其实内心中，是站在一党专制的执政者的立场上，为对方着想。傅教授所说的“换位思考”，就是很直接的表达。这是令我非常吃惊的。
我在哈佛念书的时候，与傅高义教授有过很多接触。这一次他撰写《邓小平》，也曾经专门找过我进行采访。说起来我应当叫他老师。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我不能不公开质疑傅高义教授的治学立场：
如果“着眼於中国的统一和中共统治基础”，开枪镇压就是正确的决策的话，那麽，我们还有什麽理由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呢？希特勒也说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德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我很想问问傅教授：作为一个西方的学者，是什麽使得你做判断的时候，不去着眼人的生命的价值，反而去着眼极权者的统治基础的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