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海外西方学者称为“大跃进饥荒“的1959年至1961年，据专家研究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至5,000万人左右。经历过的老一辈对那段时间还心有余悸。
邓小平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他还谈到：“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如果有人说是缺粮，人未吃饱引起肿病，那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新社会不满。”
邓自力1958年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被当局开始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在大量研究的证据事实面前，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等。据研究，这段发生过“人吃人”的恐怖时期，造成原因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但当局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