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却不知反右浩劫的两个帮凶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说是帮凶便宜了他们。邓彭两人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了这场浩劫。邓彭两人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和第三号刽子手。
毛邓关系始于江西苏区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批判，邓受牵连。中共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一九五二年八月毛将邓及其全家自成都用专机调来北京，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和财经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五四年九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毛邓无军衔）。五五年四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在反刘、周、薄的新税制风波、“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等中共党内斗争中，紧跟毛泽东，成为毛的重要亲信。接着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邓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在毛的策划下，书记处控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是一元化的权力中心。
主持书记处全权指挥反右
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引蛇出洞”阶段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六月八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进攻为止。五月二日经邓授意和批准，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四日书记处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书记处成为反右运动的指挥部，邓小平就是总指挥。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邓、彭部署下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二百多人发言，整理见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昼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五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应当收网了，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起初题目叫作“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邓看了觉得过于露骨，建议毛在右上角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欣然接受。充分证明邓的忠诚护主，并得到毛的赏识。
其实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邓主持的书记处已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后算帐”的决心。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
六月六日，书记处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六月十七日邓小平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总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做了说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风运动报告〉。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几乎每天定期向毛泽东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全面指挥和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实和发布。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反右扩大化邓有直接责任
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许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再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书记处批转〈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的报告，八月一日书记处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领导下的反右指挥部隔三差五地频密发出反右加温和扩大的指示，唯独没有作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过去，才放了一个右派处理的“马后炮”，结果，划右派的数量由起初的几千人，扩大到五十五万人，加上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份子，达一百二十万人。当时知识份子总共不过五百万人。很明显，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邓小平是忠实执行了毛的极左路线。
邓小平对毛的“阳谋”心领神会，狼狈为奸，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右运动是邓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
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一样心狠手辣，无情无义。将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汉、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这些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和激愤，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邓小平在中共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大力批判所谓的“温情主义”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邓还一再指出“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的危害性。
脑袋僵化死不认错又作贼心虚
二十年后，当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时，邓小平仍然顽固不化，说“不”！邓小平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对反右的“保留态度”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刚愎自用，不敢承担错误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同毛泽东是专制帝王的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的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挑战和进攻。所以抵死不认错。
邓小平反右运动的错误立场是同他在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六四学运及只搞经改不搞政改的“跛脚改革”一脉相承的。最近出版的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的两个观点时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认定了问题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他不可能改变，...”。六四如此，反右也如此。
可是邓小平毕竟作贼心虚。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抽掉了他的杰作五七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如果邓小平真的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又何必抽掉他在中共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最后，说说彭真在反右时期的角色。彭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第一书记、北京市长的身份担任邓小平的副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职。彭真不负众望，把北京市搞成反右样板，全国重灾区。北京集中了党政军各级机关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在“引蛇出洞”阶段，毛泽东早就定下了打蛇的指标。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份子中约占百分之五至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不会少于百分之十。邓小平和彭真把毛泽东数字指标落实到具体人头。在五百万知识份子中打出一百二十多万右派骨干，极右右派、中右和右派来，邓彭不折不扣地超额完成了毛泽东定下的指标。
彭真把北京市的大学整得最惨，清华、北大整班整班学生被打成右派。笔者一位同学因高度近视看不清马林科夫的胖脸而打成极右。一位团员在团支部大会讨论怎么凑足右派名额时因泻肚子离席上厕所而被他人推举为右派。那些思想清纯天真无邪的热血青年中了毛泽东、彭真“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沦为政治贱民，诛连九族。苦苦挣扎了五十年。幸存者至少已是七十出头的老人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彭真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讲到五七年反右，他还是坚持五七年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样的谬论，甚至比邓小平还多加一个形容词“及时的”。
邓、彭万万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开始，毛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也成了毛泽东的斗争对象。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他们仍然牢牢抱住毛泽东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