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天，在巴黎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网络图片）
在中共的宣传中，周恩来被塑造成了一个温文尔雅、鞠躬尽瘁的好总理的光辉形象，其一生中所做的一切都被罩上了光环。将其真实的形象还原，当然绝非一篇文章就可完成，本文的着重点是还原其当年在法国巴黎的一段历史。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初露锋芒。1920年11月，周受人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留学法国，后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见证了其在法国的所为。
根据李璜的回忆录，1920年夏天，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陈毅、向警予、蔡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都是其成员。不久，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
在前两次的行动中，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取得了胜利，为俄共和中共扩大了影响，但是大闹里昂宿舍，却最终导致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利瓦伊汉、陈毅等约30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内的105名中国留学生，在1921年10月底被遣返回国（见《当年蔡和森等百余名留法学生缘何被遣返？》）。周恩来因坐镇巴黎指挥而免去这一劫。
中共资料显示，早在1921年3月，周恩来就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任书记。1922年7月，该小组与上海中共取得联系，将名字改为中共旅欧总部，并同时成立旅法支部、旅德支部与旅比利时支部，还先后出版了《少年报》和《赤光》油印中文小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由邓小平负责。在法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共可以尽情痛骂帝国主义；但由于中共刊物喜谩骂，尤其时常批评那些留学生中那些不赞成他们主张的人，而且公开指名道姓，因此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感。比如曾琦就多次撰文批驳中共。
1923年民国政府国庆节时，一些爱国人士在Zataria饭店的大客厅召开国庆纪念会，到会者共计六百多人。不料半夜，周恩来率共党十余人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有意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
如果在今天，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份子宛如强盗般闯入国庆招待会，该被冠以何种罪名？而且还是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无疑，周爱党似乎更甚于爱国家，中共的暴力倾向由此可见。也正因为此事，许多身在法国的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共眼中根本没有国家，因此在1923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打出了反共的旗号。“见国际共产主义，因有党的组织，在国内外，皆得青年知识份子暗中趋赴，如不及早起而与之对抗，将令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同时并刊发《救国》杂志，专门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
之后，一名中青党成员在一同住的中共党员床上睡垫下发现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秘密决议案》，内为第三国际对中共中央加入国民党、如何掌握权力的指示。曾琦得到后，一方面托人将其转给国民党，一方面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联俄容共，并揭破共产党的篡夺国民党的阴谋，称其“毫无党德，影响革命救国的合作前途”。可惜，孙中山没有听从其他国民党要员的忠告，仍旧采取“联俄容共”政策，最终导致国民党分化。而在欧洲的中共党人针对青年党人，也一改往日虽在理论上辩争但在行动上还在合作的态度，而捣乱所有联合的会议，并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
1924年春夏间，周恩来等旅法共产党纷纷回国，李璜与曾琦也决定归国，原因是“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认为非跟踪追击不可”。也正是因为他们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坚定地反共，才没有让更多的年轻人身受共产主义思想荼毒。而周恩来则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并协助毛泽东戕害了几千万中国人。不知其死后不建墓碑、不留骨灰是否已预见到了自己注定为万人唾弃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