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愿景、期望，在神九对接天宫一号的时节，似乎达到了阶段性的顶峰。但令北京红墙内官员吃惊的是，这些伟大成就不仅未能换来国内外预期的欢呼，还招惹了许多反感。对毛左时期记忆不陌生的人，会发现这些“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耗资千亿的壮举，都没有当年那些花费无几的“水压机”、“万吨轮”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是人们敏感的阈值升高，还是审美疲劳了？其实， 得不到内外欢呼，个中自有缘由。
当中国媒体聚焦卫星发射中心的屏幕，那些精心摆拍的各族民众围成浅半月型看电视转播的镜头时，敏锐的西方媒体发现，西昌发射中心几十公里以外的孩子没有像样的教室；在通往酒泉卫星发射场的公路上，中国工人挥舞铁锹和镐头，没有任何机械，在人工修补公路路面。太空对接的高难度动作，和简单工具的普通民工，中国就是在强烈反差和对比之中， 向世界自觉和不自觉的展现着它要展示的一面，和它不情愿展示的一面。
神舟飞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并不高兴，因为人们现在不是当年那样可以被轻易的糊弄和满足了的。公知说，面对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神九是用“炮仗装潢门面”，是“满身脓疮穿了条时尚内裤”。还有的人把科技和政治联系了起来： “就算把火箭射到人马座，也改变不了你是没选票一屁民的事实。”
神九和“炮仗”的比较，估计来自人们对朝鲜发射了但不成功的飞弹、几个捆绑在一起的飞毛腿一起落水的印象。其实，国内论坛上每每有人访问朝鲜之后的观感，在感叹朝鲜民众贫穷落后之际，都有几分五十步笑百步的自豪感。中国民众不知道的是，世界人民看中国，也和中国人民看朝鲜，有着一模一样的感觉。
虽然官方大肆宣传飞船上天，百姓的普遍漠不关心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知道跟着飞船上去的，还有猪肉、蔬菜和房子的价钱；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那么多中国中小学还没有校车的时候，这个政权还捐赠校车给别的、更加富裕的国家。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时，人们纷纷转发《人民日报》当年痛批苏联不顾民生、发展宇航事业的社论。官方媒体不歌功颂德还好，歌功颂德更引发民众巨大的反弹。
但仔细看来，民众的反弹还只局限于经济方面，和攸关自己生活的方面。对接项目光油钱就烧掉30多亿，人们觉得钱应该花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教育上。人们不理解的是，中国对控制物价、大学生就业、户籍改革、公民福利、食品安全、官员贪腐等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比登天还难！老百姓心里想着的，是这些问题比神九上天要简单。但事实上呢，登天其实还真的不难，解决那些问题才是难的，是官方根本解决不了的。
为什么说“登天”不难呢？英国 Excalibur Almaz公司宣称，已经准备送游客前往月球度假，往返80万公里，只要1亿英镑。公司将前苏联时代的太空站改装成太空船，最快3年后就可以实施送人上月球。民间公司以低廉价格可以做的事，中国用“举国体制”来做，自然不在话下。所以，登天真的不难，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才是真正难的。
航天科技的价值，一般认为，在民族荣誉之外，在于其推动国家科技发展，推动军事科技发展。但中国花大气力走到今天，外界发现中国 用的只是美苏50年前的科技。要知道，半个世纪前，通讯、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利用今天遍地皆是的计算机、自动控 制和通讯技术，来轻易做到50年前美苏科学家做到的事。
中国的宇航项目，彻头彻尾由军方主导，但因为它采用的技术太旧，很难产生太多民用的成果。真的取得了成就，也只是官方军事上的成就，与科学探索、开发人类新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人民有什么理由为之欢欣鼓舞呢？！中国去月球照了些照片，但如果还没有美国和日本的月球照片精度高，花这些钱又有什么必要呢？中国研发航天技术，跟朝鲜研发弹道导弹，确实没什么区别。即使有了进步，世界人民也不会觉得是文明的进步，而只是专政权贵手中的大棒变得更大、更危险而已。
有人会说，美国的航天计划，也至少有一部分是为军事服务的。是这样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成果，属于全体国民；NASA的许多成就，也与全世界分享。当年登月样品回来后，NASA立即将之分到世界各国的实验室，让全人类的科学家共同研究、探索宇宙之谜。美国军方当然可以从航天技术中获益，但获益是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实现的，军方要使用技术，必须付钱才能得到。但钱是从军费里出的，而军费又是由民意代表、国会决定的。美国人民不会在民生出现问题之际，还要“勒紧裤腰带”，去搞什么劳什子的航天项目。
NASA 在过去50年官方花了5000－7000亿美元，每年花费占美国政府预算支出的0.5%。即使在冷战高峰、美苏军备竞赛之际，NASA最高年份的预算在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也只有4%。从1966年高峰的4.41%，一直降到目前的0.5%。所以，当航天飞机退役时，许多人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这对美国民众是有好处的，因为省下了大笔经费，也促成了民间公司的兴起、介入航天领域。SpaceX公司的新式天地往返系统，与政府的航天飞机相比，更加经济、更有效率。
中国航天项目对内劳民伤财，技术含金量低，军转民潜力太小，经济效益也不明显。对外呢，威胁真正的敌手美国力量远远不足，威胁邻近的小国又被周边国家怀疑、憎恨。所以，官方精心培植的、以航天为代表的“崛起”，得不到内外的欢呼，又被内外所共同憎恨，原因就在这里。
当前，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增加，就连对中国乐观的西方专家也有了怀疑。人们期待中国经济软着陆，但为此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因为许多问题与现行体制和裙带关系有关。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担忧，2012年7月10日的《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只能用中国来衡量，而不是用西方衡量。预告增长也是这样，从来就没有绝对数值，只是相对依据。北京若规定8%，就会（期待）达到至少多出1.5%。这一次是否也会成功，还难以确定。如果中国这个季度以低于8%结束，就会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弱值，要是全年低于9%，就是10年来的最糟糕成绩。然而经济每年必须增长6%到8%，以创造足够的就业。较之4年前的危机之际，利器已经明显变钝。中国2009年摆脱通缩，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加油，然而随后的过量流动资金导致物价上涨不可阻遏。只有花费力气并且以增长受影响为代价才得以抑制通胀。央行无法再走过于廉价资金的老路，尤其是这些资金涌向了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不良贷款。而再次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同样没有出路，地方基层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债务负担下呻吟。"中国这次想把一切都做好，所以小心行事。然而重要环节无法把握，最新数据表明向欧盟出口明显下降，欧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重要出口地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欧元区危机日益传染世界更多地区、甚至底气十足的亚洲人。……”
《法兰克福评论报》认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增加”，“今年或许只会增长大约8%，对政治领袖来说低得不能再低了。局势还不可怕，但是，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长期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不透明的国企体系以及有后门的私人企业可以获得极优惠的贷款和其它好处，导致巨大的投资失误。”
该报指出，“中国怀疑论者早已有之，其可怕预言迄今没有应验。因为，中国经济除了问题区域还有很多领域依然取得很大成功。然而，就连一些以往的中国之友也开始怀疑起来，提醒人们中国看似永恒的繁荣也会告终。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维伦指摘说，中国一团乱麻的政治制度不容小企业进行充分的创新。多年以来，欧维伦一直属于中国乐观派，曾相信中国会实现极大的增长。”
“何以会爆发中国危机？一大担忧在于，国有企业、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额不良贷款，其数额可能大到连官方政府大量的外汇储备都不足以弥补。但中国也可能因增长减缓而面临社会动荡的危险，因为内地劳动力依然涌向繁荣的沿海地区，却找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的经济崩溃将是灾难性的，会导致巨大失衡，毕竟欧元危机已经阻碍了全球增长。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好比世界经济的持续加热器：大规模的出口，更大规模的进口，因为该国的主要业务是购买原材料，加工成商品再出口。其第二个支柱是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之对比，私人消费仅仅占中国经济产出的1/3，在美国约占70%，德国将近60%。”该报推断说：“如果中国的经济产出停滞，进口下降，那么可能出现的景象是，原材料价格首先会急剧下跌。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以及其它原材料国家如澳大利亚将会与中国一道垮掉，德国也将大受影响，中国是德国的第5大出口市场。中国深陷危机的后果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也许中国能成功地软着陆，但为此也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因为近年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投资失误和经济问题，党的特权和裙带关系是负有责任的。无论如何，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不再有效。”
《华盛顿邮报》社论指称，中国不是一个法制社会，也不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中国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让中国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
文章指出，总有一些美国人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不如外国模式优越，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大萧条时期的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纳粹德国或苏联当时已解决了失业问题。今天，有些美国人说，我们应该学习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前任主席安德鲁•斯特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敦促美国采取像中国那样的“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计划”。当时斯特恩刚从重庆回来，对这个中国城市“在有进取心的、受到民众拥护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的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印象深刻。但让斯特恩这样的西方崇拜者大跌眼镜的是，薄的副手、前任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位于成都的美国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未果，薄熙来在2012年3月15日被免职。很显然，除了向斯特恩展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重庆一定还发生了许许多多其它的事情。
中国领导班子必须解决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挑战——房地产泡沫和腐朽的金融体系。这些问题都由当局一手造成并不断加剧。中国大陆知名的财经记者胡舒立表示：“如果我们的改革步伐，继续落后于国有资本的扩张步伐，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听到的话题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官方的改革能力，正是这个“中国模式”的弱点。因为管理中国的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选择的“精英”，他们无须对大多数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