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打倒”改为“万岁”遭处决的美女(图)

2012-07-22 12:20 作者: 秦全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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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hengxiu

今年3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关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宣判会上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

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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