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引述消息称，《新快报》在7月10号转载了的《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一文，提到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和张德江，有妄自猜测下届政治局常委之嫌。而大胆敢言的《东方早报》早已引起高层不满，这次出事的导火索是5月中刊发题为“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的文章，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表示，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有观点认为今非昔比，中共的舆论控制难以奏效。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黄钰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网络控制会遭遇越来越多挑战，执行过程会越来越艰难，所以从长远来说，网络信息的控制是个不可能成功实现的任务。”他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存在两个互动和竞争的舆论场域--官方媒体和民间的网络舆论。……尽管当局为维护政权还会不断采取措施控制网络信息，但在互联网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管制和掌控可能都会成为过去时的词汇。”
知名评论员梁文道在《苹果日报》专栏中，谈论中共十八大可能遭遇的意外事件：“意外总是会发生的，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就是个意外，陈光诚跑到美国大使馆也是个意外；李旺阳之死惹起港人群愤，它在试图掌握一切机会的竞争者眼中还是场意外。即便你算无遗策，但也算不出还会发生什么意外，更算不出那些意外事件的发展究竟会变成那一方的弹药。”
中国问题专家蒯辙元对法广中文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是贫富两极化、贪腐久治不愈、黑社会猖獗等问题，社会更关心的是“为人民服务”等共产党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值得肯定？中共建党九十一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共产党是谁？代表谁？为了谁？身份认同不得不重新提出思考。
其实，身份认同危机早已有之，中共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是通过学校和媒体的洗脑教育，并将这套教育推广到香港和海外。这个话题再次成为本周香港媒体的焦点。健吾在《明报》发表文章说，接受洗脑教育的学生，连白老鼠的命运都不如。他提醒家长说：“你知道什么是国民教育吗？你有读过那本《中国模式》手册吗？你知道现在有小学的国民教育科要求学生不爱国要反省吗？你知道那些小先锋要学生操军刀，学绝对服从吗？你知道文革的时候一些父母受过什么对待吗？”
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的文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执意不顾《基本法》所定，要在香港推行洗脑教育，特别是在小学就推行，其目的在於要阻止香港实施真普选。……并把中共在大陆实行的谎言治国推向香港，实行谎言治港。”
说到洗脑和谎言，因执导《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传》而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米洛斯·福尔曼，本周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值得一读。他说，批评“‘奥巴马医改’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士，错误地将西欧风格的社会主义，以及政府提供社会和医疗保险的做法，与集权的马克思列宁式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论调让我感到愤怒，因为它贬低了无数人的经历。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残暴变种之下，有些人则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对自己在捷克社会主义时期的回忆，无疑让人想到眼下的中国。他呼吁说，“首先搞清楚，社会主义到底能有多么的骇人听闻。……它不仅仅是一个臃肿的集权政府，并会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它是一个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扼杀一切的分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