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上生长和接受教育的一代中国人，当时民国历史的许多方面不得接触；几十年后那些初度谋面的史料时时令我愕然：竟然如此！它们不仅与官方的版本冲突，更与那些习惯了的意识形态框架抵触，以致无从理解那些史实。著名国学家王国维先生的自沉即是一例。他令人景仰，却难以理解。
关于王国维的自沉，今人喜谈“文化遗民”，而这种说法又大多建立在对陈寅恪悼王文字的借题发挥上，而非出自对王国维本人本事和个人文本的研究；对于理解王国维自沉及其意义，没有太大的帮助。中国历史上“遗民”是一个其来有自、清楚明白的概念，方便解释“遗民”所定义的人们的思想行为，例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例如陶渊明隐逸不仕司马氏、例如明末遗民朱舜水东渡日本。但是“文化遗民”则是因为陈寅恪以及王国维热而走红，时而出作为诠释的工具时而现身为诠释的结论，没有确定的含义，十分类似于刘小枫生造的“具有基督认信趋向的文人学者”的所谓“文化基督徒”概念。
了解王国维所以自沉的那个时代和历史、他生活与自沉的环境，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陈寅恪的悼王文字，进而接近王国维。或许远不尽人意，但有史实的牵绊，多少可以避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之弊。
时局的逼迫——北伐
对于王国维先生自沉，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罗振玉失和之说可以不论；将其自沉归于其“悲观主义”的思想性格，设想固然大胆而稳妥，求证则极其困难。“殉清”一说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观堂先生是留着发辫自尽的，民国后还作了逊清的南书房行走。然而这些私人原因久已存在，仅此不足以论定静安先生特定时空之下——1927年6月2日北平——的自沉。
早几年看到吴宓先生1927年6月29日的一段日记，“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与寅恪相约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始知对于北伐，远非想当然的那样，人人额手称庆；也惊异于北伐军临竟可能危及到便是头脑里也发辫不藏的文人学者安身立命，并且他们已感受到党化、而且是国民党党化的威胁。陈寅恪吴宓的疑虑、王国维的自沉，直接挑战我一向不假思索而接受的对北伐历史影响的定评。
近来常见王国维研究不再避谈他对北伐军逼近北平的忧虑与恐惧，但随之即把静安先生的自沉归结于他的性格意向，接下来还郑重其事地补正鲁迅的“评价”，王国维“老实得如火腿一般”。事实上鲁迅是说，前清遗老王国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惟其他“老实得如火腿一般”，那感喟他老实而有别于罗振玉（见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而已集》）。单抽出一句“老实得如火腿一般”奉为圭臬，恐怕连断章取义都够不上，况且鲁迅的议论也难发掘出深意。
恐惧者不止“老实”的王国维，逃避的还有通达的梁启超，尽管两人都既无保皇的政治活动也无保皇的违法行为，至多情怀上不那么革命而已；而忧虑者还有与保皇遗老全不相干的文人学者如吴宓陈寅恪。在王国维身上做尽文章，研究者何不追问讨论导致这种忧虑、恐惧与逃避的起因——将与北伐军同至的党化呢？
处死叶德辉——侵入文化界的北伐与革命
也是最近在读辛亥革命史料时才知道叶德辉这个人，清末民初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与章太炎先生齐名，据说因为反对维新变法、因为是劣绅、因为攻击农会，而丧命于“轰轰烈烈 ”的湖南农民运动。1926年9、10月间北伐军进取湖南，共产党领导的农会从秘密转入公开，农民运动席卷全省。1927年4月11日在长沙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的“农民协会公审大会”上，叶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枪决。特别法庭委员有吴鸿骞（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国民党员）、冯天柱（湖南省高级军法官、国民党员）、谢觉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共产党员）、戴述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中共湘南地区执委书记）和易礼容（湖南省农协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叶德辉之子叶尚农是年农历七月十四日致友人信佐证了叶德辉逆死湖南农民运动，“……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 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送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
叶德辉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不安。然而提到叶德辉之死，人们每每还是辩言其死事出有因。什么因呢？因当死罪而“特别”执法？！甚至梁启超都说，“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可是自爱如梁先生、开明如梁先生、与时俱进如梁先生为什么也要仓惶出逃呢？经变法、立宪到共和的元老维新人物梁启超尚且如此，更何况还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呢。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不曾行动或只是言论保皇；“帝制嫌疑”他是不易逃脱的。事后容庚谈到王国维自沉前的一次到访，言及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观堂先生只道：“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梁启超也道叶德辉之死“静公深痛之”。1927年5、6月间，北京知识界对北伐即将君临的疑惧之情就跃然纸上，其来有自。
逃避革命——知识界的反应
王国维先生自沉是在1927年6月2日。是时，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指日可临北京城下。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与顺儿书》中尚言“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到5月31日家书中已言“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北京却险极，……”。6月1日中午清华国学院师生告别会上梁启超拜别大家：“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
党军之说并非附会。面对民初军阀混战，孙中山决定接受苏联援助，创建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平复战乱。1925中山先生逝世大元帅府改组为广东国民政府后，党军才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见蒋中正《苏俄在中国》）。连从戊戌变法经辛亥革命到北洋政府一直活跃政坛的社会贤达梁启超都恐惧不为党军所容而出逃，更何况留着辫子而不革命的王国维呢。而且，军阀冯玉祥逼近北平。
此前已经甲子之变。那是1924年10月，冯玉祥拥兵入京、推翻北洋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并重兵包围故宫、以炮击相威胁，将溥仪驱逐出宫。依民国政府《清室优待条件》：不废清室帝号，以外国君主礼待，政府拨款供皇室支出、派兵保护皇室私有财产，维护清王室宗庙陵寝……，民国以来逊清小朝廷偏安京城一隅。胡适公开撰文批评冯玉祥此举，“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他说，“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军阀拥兵自重无所拘束，再扯起革命的大旗，便肆无忌惮了。
1898年王国维始遇罗振玉，入罗在上海创办的东文学社，后随其留学日本。1906年王国维二十九岁，随罗振玉入京，出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职；民国以后，1923年6月经举荐应召为逊清的“南书房行走”，成为溥仪的老师。1924年甲子之变，王国维意欲自沉金水桥，未果。如今，北伐军、冯玉祥入城在即，恐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王国维的忧与惧很可理解。此刻基督将军冯玉祥正在河南大举毁佛，全省之内废寺逐僧，寺产全数充公，僧众一律逐出；陕西、山东、河北各省纷纷跟进，北方佛教几乎因此衰绝。北京城内的惊惧绝非扑风捉影。
北伐莅临的威胁不限于对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首恶”如叶德辉、如梁启超、如王国维，那些平时对国民革命观念不同的人也都纷纷避走，朋友学生对于王国维满怀同情的理解、主动援手相助。
躲避军阀还不难，他们的势力所及囿于割据；在东北遇到麻烦，进关就无虞了。大学聘任教授，只看学术不问政治。清华园内，四位彼此很不一样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国学院内治学育人，不为外界所扰。一旦荡平军阀、统一天下，党的主义辅以列宁式的政党组织，党军之势将无所不至，只怕水木清华也难保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之一统。这就是当年吴宓日记中透露出的对校园党化的忧虑。
尽管苏共的指导与渗透，国民党却始终没有被改造成列宁式的政党。国民党的构成不同，它的主义也不一样：它由中国人的有识之士自发组成，因彼此理念的契合而集结；同则合，不同则分；不成铁板一块。国民政府统治大陆四十年，思想与自由时有受到限制，但学术自由基本上得以保障；因为国民党没有列宁式政党的思想与建制，也因为执政的国民党毕竟没有成为共产党。
首发《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