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不知要拿谁开刀了
在当时哀鸿遍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毛认为这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一些人对局势右倾、僵化的估计，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一九六二年夏委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接下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有一种预感，毛不知要拿谁开刀了。
八月六日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只有省委第一书记，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毛第一天便在大会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
毛认为即使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仍存在着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消灭阶级，因此阶级斗争要继续下去。
在九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进一步修改了他的讲话，毛又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极其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毛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的斗争。”这句话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他认为，中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必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
毛后来又说：“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避难所。
毛又申斥彭德怀搞翻案。彭在六月份时交了一份八万字的申诉书，说明自已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于是全会发言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甄别平反工作随之停止。
然后毛将矛头指向西藏的班禅却吉坚赞。毛说班禅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潜逃印度，中共中央镇压西藏暴动。一向对北京俯首称臣的班禅喇嘛给中共写了一分报告，说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有过左的行动，需要纠正。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支持班禅喇嘛的看法。毛随即声讨李。毛认为李是投降主义，向西藏农奴主投降。李曾在五月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最重要的联盟。毛很不满意。李维汉被免除职务。班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监护九年零八个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主张，对苏联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缓和一些。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的援助要少一些，加些限度。这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斥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此后，王稼祥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虽然保存部长名义，但实权操到副部长赵毅敏的手里了。王稼祥就此长期疗养休息。
至于主管农业工作的人如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被斥为十年一贯的老右倾。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廖鲁言，因为说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的。”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因此被斥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
地方首长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后被撤职。安徽施行的责任田制被令中止。也指其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原已萧条的农业生产更为黯淡。
下一个被点名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葛曼。葛在宁夏自治区实行包产到户，颇有成就，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甘肃第一书记汪锋一九六一年春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现农民集中居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社食堂，真正造成了民不聊生。汪、葛两人因此决定实行包产制。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一九六二年时只有葛受到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后，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也为此被残酷斗争，而自杀死亡。
一九六二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捩点。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仍未消除阶级，批判党内异议分子，使理性的声音噤若寒蝉。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活跃气氛消失殆尽。重视国家福祉，支持分田到户的人不敢再批毛的逆鳞。毛于此时提出的阶级矛盾理论，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化大革命中成为清算斗争的指导纲领。
不同意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大罪。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毛仍继续点名批判，负责人是康生。
康生是老党员。我第一次见到康生是在一九五八年。他这时才开始在政坛上大展身手。“解放”后他曾长期在北京医院疗养，直到大跃进初期才出院。康是大跃进的热烈支持者之一。我在北京医院负责治疗康的几位医生朋友后来告诉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为何获准出院。我很少跟康接触，见面时也是客客气气。康常来找毛，两人私下谈话比较多。康总是非常表情冷淡，不像其他一些偶尔来找毛汇报工作的领导那么神态轻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和江青接触频繁。他们常找我一起看江青爱看的美国电影，让我翻译其中的对话。江青很尊敬康生，事事都问他的意见，开口闭口叫他康老。我从未见过她对谁这么彬彬有礼。
我尽量避免和康生接触。我总觉得康生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邪恶气质，让我感觉，在他眼中，人人都是可疑分子。我觉得康生代表共产党的黑暗面，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连。
康生是北戴河会议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活跃人物。毛在十中全会上攻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借历史小说刘志丹替高岗翻案。审查习仲勋反党的专案审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康生。在他的审查下，受到到这次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一共有三百多人，包括中委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
我跟习仲勋很熟，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和习仲勋黑爪牙这些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康生这次对党领导干部的审查，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工作。十中全会后多人被株连或丧命。习仲勋下放河南，后被关押，直到一九八零年才获平反。许多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受尽折磨的被迫致死。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到廿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共政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在毛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即所谓的前十条。
毛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因此提出在农村中推行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所四清工作队，就是抽调各机关的干部组成队伍，到农村的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是指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进行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清帐、清库、清财、清工)，要查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
在一组内，我对中国农村的一切几乎毫无所知。我只知道大跃进造成饿遍野，农村恢复缓慢等等。我无法理解毛所推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
杭州会议后，毛乘专列回北京，在车上我同汪东兴和林克谈起此事。我认为，现在农民的生活好不容易开始进入正轨，毛又迫不及待地要搞四清运动，折腾个没完没了，他就是不让人过稍为好一点的日子。他这个人不好。当然我说的不好主要指他在个人生活上的不检点。
回北京后，娴的工作机关西亚非洲研究所要派她参加北京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队。我虽然在北京，可是以我的工作性质，完全照管不了家里的事。大孩子刚进中学，还不能完全自立，二孩子还在托儿所，秋季开始入小学，必须大人照看。我感到十分困难了。
娴是地主的女儿，怎能给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娴不但不是共产党员，她的娘家还是阶级敌人，为什么第一个派她去四清工作队呢？
我先到娴的研究所，找到所长。他说，正因为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特别让她去四清工作队。为的是让她看看农村如何改造地主和富农的子女。让她接受教育和锻炼，目的是改造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困难，只能自已想办法克服困难。如果大家都以困难为理由，那么四清工作就得取消。可是四清工作是中央决定的，是有关全国的大事，不能因为个人家庭的事，影响中央决定的大事。
九月下旬，娴随四清工作队到北京东郊通县农村。娴走后我向汪东兴抱怨：“既然领导上不体谅下情，只知道让人无日无夜工作，不知道个人的困难实在没有办法解决，这哪里是爱护人的作法？”
汪便同保健局发出联合公函给所长，说我是毛主席的专任医生。娴马上回了北京。
刘少奇感到前十条不够完备。一九六参年九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所谓后十条。九月六日至廿七日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提案，毛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向我说：“后十条是他们搞的，我不知道。”
我想毛的怒火不是针对后十条的内容，而是刘竟然冒大不讳，自作主张地补充了毛的前十条。毛向来刚愎自用，他自认在前十条里，已经把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完整提出，任何修改都是多此一举。毛最气愤的是刘胆敢擅自修改前十条，宣告由中央制定。毛觉得只有他自已才是中央。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中央。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去河北省抚远县桃园公社四清。毛最不满的是，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到处去吹，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全体高级干部出席，把她抬得比天还高。当时我暗暗感觉到毛真正的目标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我觉得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毛那时仍一径在批判较低一层的干部，还未触动高级领导同志。
讽刺的是，毛虽然批评了刘少奇捧王光美，他却将江青的政治地位越提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