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仔细一想，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全民致力于经济发展，几乎心无旁顾的国家，一个人均收入只有发达经济十分之一的国家，怎么会缺少经济增长点呢？难道不应该到处都是增长点吗？理解这一话题，要从背景说起。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通胀压力显著，房地产价格高位欲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而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收效甚微。在欧债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这些现象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宏观经济基础变坏的担忧。特别是2012年以来，不但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而且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速度也迅猛下行，比发达国家的情形更加不容乐观，引发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长期萧条的担忧。国外低迷，国内的近况也很惨淡，今年一、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8.1％和7.6%，尤其是考虑到这是从14％的速度降下来的，下降了几乎一半。
好的迹象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逐渐褪去，CPI从2011年6月的6.5％高点下降到2012年6月份的2.2％，为宏观政策转向提供了空间。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倘若没有强有力的增长点，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可能是通货膨胀和财富转移，而非经济繁荣。
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渴求，源于旧的增长动力的衰竭，因而让我们先来看看旧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在1998年开始陷入通货紧缩和长达4年的低迷，直到2002年才真正回暖，并开始了近十年来的高速增长。1998－2002年间为了应对低迷采取的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路径，甚至是世界的经济版图，其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得不提的。一是1998年开启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房地产经济时代；二是2011年加入WTO，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净出口迅速增加，中国制造开始席卷世界。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内需”。净出口的大幅增加，代表了外需的大量增加。一内一外双剑合璧，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大的图景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靠的就是房地产和净出口，以及这二者带来的大量投资。
经济增长有主要支柱行业并不是坏事情，但是过于依赖一两个支柱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按下深层次的资源错配暂且不表，一旦支柱行业出现停滞，整个经济增长就会面临中断，而这正是中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房地产调控使得内需大幅减弱，发达经济的低迷减少了中国商品的外需，两根柱子一起倒塌，一时间风声鹤唳，那也是自然的。
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两大支柱，其实是我们造出来的，而且因为好用，一用就是十年。或许就是因为这两根柱子太好用了，人们才不愿意轻易放弃，或者说已经缺乏寻找下一根柱子的勇气了。但是这世界上有永远撑起房屋的柱子，却没有永远撑起经济增长的柱子，随着时间推移，支柱产业发生转换是必然的事情。
具体什么行业会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支柱，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因素。但是放眼望去，多个行业都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服务性行业。随着收入的提高，服务需求必然快速增长，而且因为服务需求的弹性大，其增速要快于非服务部门的增速。然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过去十年间由于汇率低估，赚人民币不如赚美元快，也就是内需不如外需挣钱快，因而内需受到压制，服务业属于内需，当然也就受到压制，表现在数据上，中国GDP中服务业占比只有4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比低收入国家45％的水平也要低一些。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现在的服务业占比应该在6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服务业大概滞后了15个百分点以上。这15个百分点的缺口，加上服务业发展可以促进一、二产的进一步发展，就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机会。当然，服务业发展滞后无非就是过去房地产和净出口这两根柱子太粗这一现象的另一个侧面，本身并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只是帮助指明了这里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服务可大致分为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对于生活服务的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国民财富中居民的份额，因此中国服务业滞后也至少部分是由于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份额太大，而居民部门的份额太小。生产服务的滞后，一部分是由于在出口导向的生产当中，销售、售后服务等项目由国外部门完成，或者说国际分工中产品供应链中的服务项目被至于国外，因此国内的生产性服务受到压制。另外，行政性垄断也是服务业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准入限制很高，不利于竞争和行业整体进步。
另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基础设施依然非常落后，中国的公路密度不到美国、印度和韩国的一半，不到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铁路密度也大幅落后于上述国家，仅与金砖其他四国，以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处于同等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需求和发展空间。
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也不容乐观。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主要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在国内已经明显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最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铁密度不到香港的一半，仅有新加坡、纽约和伦敦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公路密度与上述城市亦相去甚远，除了与香港水平接近之外，公路密度最高的上海也仅有新加坡的一半，也不到其余大城市的四分之一的水平。这种情况下，城市拥堵，通勤成本高昂实在是不足为怪。这些成本都会反映到其他的经济生活当中，减少其他经济活动。
基础设施落后会导致交易费用昂贵，减少交易机会，形成其他行业的发展瓶颈。有研究表明，美国1970年代的滞胀，与前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有重要关联，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和基础设施落后，形成发展瓶颈有关。在基础设施依然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些投资总体上有益于生产生活，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项目是经济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方向和战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