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杀人指标 张朴
中共军队开进成都时，没有鲜花、口号、标语的夹道欢迎，春熙路上的商铺生意兴隆，茶馆里人声鼎沸，电影院前人头攒动。人们普遍以为，就像从满清到民国，日子照旧过。大北茶厅的胡老板就说：“国民党在这儿，我喊蒋委员长万岁；共产党来了，我喊毛主席万岁，有啥子害怕的嘛！”不久开始镇反，胡老板被拉到昭觉寺墙外的树林里敲了“砂罐”（枪毙）。当年的镇反积极分子、作家铁流目睹了胡老板的被杀：半边脑袋不见了，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昭觉寺的老和尚告诉我，每天一批批地枪决，白花花的脑浆溅满草地，鲜血把泥土变了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根本没法念经打坐。镇反被害者几乎都是无辜的人，胡老板就是一个。他为了过当官的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头衔。中共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胡老板第一时间跑到派出所登记。他误以为这样就解脱了。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也是一个。夏曾任成都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总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家乡合江，潜心研究佛学。中共杀他，为的是凑够毛泽东下达的杀人指标。
“解放军来了” 张朴
金堂县一位大地主的公子，中共请他劝说金堂反共武装放下武器。可是镇反时，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武装和劝降人一起统统被枪决。临刑时，那位地主公子只说一句话：“你们共产党不讲信用。”诗人流沙河见证，四川土改时，10多个地主并排跪在少城公园的审判台上，挨个被要求交出钱财。谁斗胆回答没有，身后的解放军立刻对准其头部开枪。从未见过的恐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夜里小孩哭闹不止，父母只消说一声“解放军来了”，马上收泪止声。
北京的高干子弟 杜晶晶
1966年7月的一天早上，几个“红孩子”突然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学校播音室，通过广播杀气腾腾地向全校的狗崽子宣战：“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今天，我们红五类革命后代，不仅要专你们老子的政，现在还要专你们的政，要把你们老子和你们统统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很难相信那些充满愚昧狂妄和血腥气味的话语竟出自这些十几岁中学生之口，而他辱骂的对象竟是昨天还在一起学习、玩耍的自己的同学！
宣战书通过扩音器传到每个教室，红五类们开始左顾右盼，寻找自己的盟友和斗争对象；黑五类学生则人人面有惧色，惶恐不知所措。后来，教室黑板上涂满辱骂黑五类学生的口号、漫画，他们的课桌也被人写上“狗崽子”并打上叉。他们必须接受红五类同学的质问、斥责、嘲讽、谩骂，站在人前交代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反动罪行”，甚至被剥夺了上学校的权利。有几次，红五类学生围堵在我们学校门口，仅留一个小缝隙，每一个进校的学生必须报出自己的出身。如果是黑五类同学，就在一片“滚蛋”的哄骂中被轰出门外。我出身于职员家庭，虽不在黑五类之列，但我很理解那些黑五类同学们的境遇和心情。那种在众人面前被斥骂却不能有任何辩解的人格侮辱，必将深深烙在那些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永难磨灭。
北京一些中学生里的高干子弟组建了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等，是类似于希特勒的冲锋队的法西斯组织。他们在学校里设立“劳改所”，随意将一些黑五类学生抓到那里关押折磨，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很多人死于非命。北京六中的劳改所最为可怖，纠察队员们蘸着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写出“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每个字有拳头大，殷红的人血顺着墙向下滴淌，让人不寒而栗。在那里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是曾对血统论提出异议的该校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打死王光华的人，有的如今已经身居要职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告诫我们：“一个忘却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让我们永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认真思索它为什么会那样发生的社会政治根源，并最终将这根源铲掉。
沈阳皮鞋二厂吴杰 姜万里
沈阳市地方国营皮鞋二厂卫生所药剂师吴杰，原籍上海，从军队转业分配而来。吴本姓沈，因家贫从小被送给一吴姓地主收养，从此改姓。吴氏夫妇无生育能力，视之如同己出，供其读书学医，后参加人民解放军，转业后安排到该厂做药剂师。
土改后吴家男人了，剩下吴老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1962年从上海来沈阳投奔养子。老太太为人随和，爱整洁，邻里关系也还可以，相安无事。1966年八月末的一天，鞋厂一些人勾引来一群学生红卫兵，吵吵嚷嚷冲进吴家，把吴老太用绳索捆上，牵到皮鞋厂一间空屋子里，四肢反绑悬吊到房梁上，距炕面一尺来高。在捆绑和吊起的过程中，吴老太不住叫苦哀求，红卫兵们却不住地打她，打一下问一声：“你剥削农民没有？”吴老太用江浙腔调答道：“是的。”红卫兵你一拳他一掌，不住地拷问，老太太不停地“是的”，哀嚎声令人头皮发麻，心里打颤。
红卫兵发泄够了，打着哈哈走开，临走时吩咐：“没我们的命令不准放下。”吴老太一口水喝不到，一口饭没得吃，屎尿往裤子里拉，不久连呼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如此悬吊了两天，人已经撑不住。一位姓肖的老工人实在看不过，嚷道：“你们谁是管事的？把人吊两天也不给吃的，不是把人整死了？”这时才有红卫兵准许家人送来一点吃的，但是仍然不给松绑，把吃食放在炕面上，距离嘴巴二寸远，喝令老太太自己抻长脖颈够着吃。老太太的养子吴杰，眼看着母亲受非人折磨而不能相救，能不痛心？却不敢吭一声！母亲被折磨至死后，吴杰承受着人性与人伦的双重谴责，背负着懦夫、不孝子的骂名，内心痛苦不堪，从此沉默寡言，几年后患癌症死去。
最后一名地主 陶渭熊
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至此，我们村里作为“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完了。曹玉林是多大一个地主？每年收租8石稻谷的地主。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到350斤，8石谷最多也不过2800斤。曹玉林的父亲在外谋生，曹玉林尚小，家里就把8石谷的田地租给别人耕种，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属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阶级。年收入2800斤谷这样的家庭，你可以想像他家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的，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他能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吗？根本不可能。实际是，他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随时就有断炊挨饿的危险。说白了，他过的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土改时曹玉林18岁，按政策刚达到划为地主分子的年龄线。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被镇压，共产党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挂黑牌、游街、训斥、辱骂，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大救星给他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而且一过就是将近30年。8石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这究竟是地主的罪恶？还是共产党实行的制度的罪恶？
